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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2月1日，鲁汉接替龙云，成为云南省新任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主席云南国王。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我的父亲:最后的“云南王”卢汉的文章2篇 ,欢迎品鉴！

【篇一】我的父亲:最后的“云南王”卢汉

　　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他们为了争夺地盘而连年征战，给当时的国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这些军阀地盘意识特别严重，他们甚至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尤其是边远地区，军阀更容易割据。

　　比如说割据新疆的盛世才被称为“新疆王”；割据东北三省的张作霖被称为“东北王”；割据云南的龙云被称为“云南王”。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最后一任“云南王”的故事，他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阀，名字叫卢汉。

　　卢汉出生于1895年，他是彝族人，是前一任“云南王”龙云的表弟。年幼时卢汉与龙云一起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之后卢汉一直跟随龙云，先后担任排长、连长等职务。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滇军决定出滇参加对日作战，在出滇之前，滇军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卢汉则成为了第60军军长，并誓师抗日。

　　卢汉带领滇军出滇后云南省内兵力空虚，此时日军从越南登陆，绕道后方，趁机对云南造成威胁。此时正是卢汉彰显军事指挥艺术的时候，他即刻回滇，指挥自己60军的两个师与云南本地的学生军对抗日本的侵略。在卢汉的指挥下，日军虽然攻入云南，但是并没有拿下云南。

　　对卢汉来说，在抗日战场上还有另一件大事，那就是1945年日军投降后卢汉作为越南战区的受降官率领滇军前往越南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这对卢汉来说是一件大事，既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又有了自己的嫡系部队。1945年9月8日，卢汉带领20万大军正式进入越南，接受3万余日军的投降，并且逮捕了187名战犯。

　　卢汉这次进入越南也是他人生的转机，因为带领20万大军进入了越南，所以云南的兵力空虚。此时的蒋介石趁着云南兵力空虚，将前一任“云南王”龙云，也就是卢汉的表哥驱逐出云南，并且解除了龙云的各项职务，龙云正式下野。龙云下野后卢汉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开始主政云南，并在之后把持云南军政大权长达四年之久，被称为最后一任“云南王”。

　　1949年，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云南的形势也逐渐变得微妙起来。下野后的龙云在香港发布通电，宣布云南起义，但是龙云却不是名副其实的“云南王”，所以他的通电起义更多是一种前奏，也可以说是对卢汉的一种暗示（不过据卢汉事后说，当时自己吓出一身冷汗）。

　　1949年12月9日，卢汉正式宣布云南起义，之后云南解放。卢汉起义后把家里所有的房子以及在上海的房子都罗列了一个清单，交给了组织，以示自己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作为最后一任“云南王”，卢汉通电起义后被任命云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继续执掌云南的军政大权。

　　1954年，卢汉从云南调往北京，任职于国家体委，给贺龙元帅当副手。晚年的卢汉主要致力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1974年，卢汉因肺癌去世，享年79岁。

【篇二】我的父亲:最后的“云南王”卢汉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相比于活跃的龙云，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早期的卢汉似乎也乐于在龙云的光环下默默帮他征战南北，而在龙云被驱逐出云南之后，卢汉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成功地谋划了起义事件，投奔了新政权。

　　   作为卢汉唯一的女儿，卢国梅曾被外界想象过的是优裕的“彝族小公主”的生活。但实际上，在父亲自食其力的朴素要求下，她的人生道路，是一个标准的“红旗下长大的”新公民的生活轨迹。

　　    辅佐龙云，英勇善战

　　   提起“云南王”，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人物是龙云。从1927年到1945年，龙云在云南整整统治了18年；而在龙云离开昆明后，父亲卢汉出任云南省主席，所以也有人称他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第四代“云南王”——其实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云南王”。

　　   不过父亲的人生轨迹的确与龙云密不可分。两人都出生于地主之家，很早就结伴从山里出来闯荡天下。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父亲和龙云正式投入滇军。不久，两人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学习。龙云学骑兵科，父亲学步兵科。1914年，父亲从讲武堂毕业，分配到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开始了他的职业军人经历。虽然是并肩作战、一道打天下的战友，但父亲与龙云间难免产生摩擦和矛盾，这也使得他们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龙云上台后，提出“废师改旅”的整顿军队办法，用了很多自己的亲信，引起父亲及张冲、张凤春等师长的反对。1931年3月11日，父亲和3位师长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兵变，龙云措手不及，只好以回昭通扫墓为名离开昆明。但龙云走后，这4位师长反而没有了主意，慌了手脚，无法善后。几天后，只好又把龙云请回来当省主席。龙云起初以“以下犯上”罪名把他们扣押，消了气之后又把父亲给放了。

　　   回首上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军阀混战不断，而云南则相对稳定。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父亲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慷慨表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出兵20万，参与抗战。不久，滇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由父亲任军长。9月9日，60军在昆明南郊巫家坝机场举行誓师大会，出征抗日。

　　   60军的装备和人数，尤其是兵员素质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滇军的很多人都是彝族同胞，他们特别善战，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后退。

　　   徐州会战以后，滇军名声大振。不久，60军改编为第30军团，之后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我父亲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回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父亲圆满完成任务，在5年中没有让日寇越雷池一步。抗战后期，父亲升任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军衔升为上将，与他身份相同的几个集团军总司令，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出身黄埔的正规军。父亲是滇军出身，又是少数民族，能站到那个位置，也表明相当不简单。父亲也是一员福将，打了那么多年仗，而且他每次都冲在前头，这么多年他只是手指头擦破一点点伤。

　　   越南受降，韬光养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将中国战区划为15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其中第一受降区以第一集团军卢汉为受降主官，到越南接受北部约6万多名日军的投降；越南南部地区的日军则由英军受降。

　　   不久，第一集团军被扩编为第一方面军，除了属于滇军的第60军、第93军外，还包括来自广东的第62军和中央军第52军、第53军共5个军4个独立师，20万中国部队按几路分别入越集结。虽然父亲名义上是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但实际上他也只能指挥滇军各部。而滇军的10万部队出发前，蒋介石向龙云保证，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回云南。

　　   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里隆重举行，父亲以受降主官的身份，庄严地向日军投降代表下达了汉字第一号训令。就在父亲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入越后，蒋介石却坐镇西昌，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蒋介石对龙云的不满积蓄已久。父亲率领10万滇军去越南受降之后，龙云在昆明剩下的兵力只有他二儿子龙绳祖的宪兵团和警卫营。而中央军在昆明的部队则有邱清泉的第5军全部、青年军第207师、机场守备司令部4个团以及宪兵第13团等兵力。在蒋介石看来，这是清除龙云的最佳时机。

　　   1945年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下令第5军采取军事行动，很快控制了除五华山省政府以外的昆明地区，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被迫同意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这是一虚职。

　　   此时，父亲虽有20万大军在越南受降，但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更多的兵力成犄角之势形成威胁，同时父亲察觉出了蒋介石对“倒龙”之事早有部署，所以他只好保持冷静。

　　   解除了龙云的武装之后，蒋介石也知道，单靠杜聿明的军队是无法控制云南的，他还必须依靠父亲。1945年12月1日，父亲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成为新一代“云南王”。父亲接任云南省主席的第一天，昆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军队特务向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炸死4人，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一二?一”惨案。父亲表示同情学生运动，赢得了学生的拥戴，他也借机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李宗黄。

　　   那时候，父亲的政治立场也并不明确。虽然他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若即若离，但他也并没有下决心走到共产党这边来。他只是以地方实力派的一贯心态，力求壮大自己的实力。在他的争取下，蒋介石同意他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父亲于是很快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到1949年起义前夕，这支部队已达5万余人，成为起义中的基本武装力量。

　　   1948年底，父亲对秘书这样说：“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

　　    昆明起义，与蒋决裂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崩溃，使父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土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父亲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

　　   作为云南的一方首领，父亲的政治态度显得更为关键。那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邻居家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到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父亲长谈。父亲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此时的父亲，显然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做好了选择。

　　   8月24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特地由台湾飞重庆，屡次电召父亲去重庆。父亲在9月6日飞重庆。没有料到的是，父亲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蒋介石想把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云南，把这里变成反共基地。父亲也只好先表示同意，以求先能安全回到云南。

　　   从重庆回来后，父亲下决心起义的态度明朗了。如何把握时机是一个问题。12月9日这一天，张群第4次来到昆明，父亲安排他住在青莲街的卢公馆里。9日下午，父亲在公馆里大摆宴席，宴请美国驻云南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和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当时卢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派宾主尽欢的祥和气氛，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迷惑了暗中监视父亲的那些人。父亲其实早早以张群名义发了一张通知，假称因张群到来，21点开会。21点整，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和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等，如约来到卢公馆。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出现，众人等得有些不耐烦，这时父亲的警卫长龙云青带着一群卫兵走了进来，用手枪对准他们，把他们缴了械。之后，父亲自己从后门走上了五华山。12月9日22点，父亲在五华山正式宣布起义。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被蒋截获。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14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地离开大陆。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

　　    谨慎低调，淡出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他淡出了政治，几乎烧毁了做军人时的所有照片。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北京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对他们来说是黄金时代。他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

　　   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要用他的车送到医院，他还记下来，给公家交油钱。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

　　   我想，父亲在考虑是否起义时，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早已经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这一方来，就不要与以前有任何瓜葛。决定起义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做军人时的照片，看见一个烧一个。所以到现在，我们手里几乎没有父亲以前的旧照片。

　　   1953年，父亲借着到北京开会之机，把我从昆明一起带了过来，给我转到了第28中学，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回到昆明，我独自一个人留下来继续上学。我住的宿舍是60个人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周围同学都没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存在龙云夫人顾映秋家，我定期去他们家取。

　　   父亲的性格与龙云完全不一样。龙云性格外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比较容易引人关注。相比之下，父亲一直很低调，嘴也非常严，他平时极少在我们面前点评时政，也从来不议论他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谨慎低调，闭口不谈自己的事。

　　   父亲对他所选择的道路深信不疑。他以前很喜欢京剧，也收藏了很多京剧名角的唱片。开始扫“四旧”的时候，他主动把收藏的唱片拣出来砸了一些，但起初还留了马连良等人的唱片，没舍得。把那部分砸碎以后，他在院里遛了两圈，想了一想，回屋子后，一狠心，全部都砸碎了。也许因为父亲早就淡出了政治，所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冲击并不厉害。

　　   1973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1974年5月13日，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代“云南王”和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已永远成为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