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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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跪着教书不跪着教书》（吴非）(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原书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我一直在教书，我那不安分的头脑也一刻没能平静。现在，我终于明白，凭一门专业课的教学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当年，我自认为学校是“净土”，忽略了学校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现在我终于知道世上唯一可以“静”的可能只有个人的心境。年轻时以为教育就是诗，教师的一生也在为教育写诗，没想到后来总是为教育写申告状，为学校的堕落而愤怒，为教师的尊严而呼喊。作为教师，我认为自己应当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实却总在种植悲观；我以为自己的工作对青年成长能有意义，没想到青年常常会对一个教师的理想投来同情的目光······我就这样在困惑和矛盾中走向耳顺之年。然而，和很多同行一样，我心中的信念不会消逝。
想要学生成为站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在巨大的麻木和冷漠面前，我的确有过放弃的念头，然而一想到中国人有千百年下跪的历史，想到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想到下一代还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下跪，就觉得我们中国首先得有铁骨教师，教育的辞典中才配有“铸造”这样的词条。
不跪着教书（一）
永不凋谢的玫瑰
苏霍姆林斯基是苏联著名教育家，乌克兰巴甫雷什乡村中学的校长，早已过世了。他记下了这样一则真事。校园的花房里开出了一朵硕大的玫瑰花，全校师生都非常惊讶，每天都有许多同学来看。这天早晨，苏霍姆林斯基在校园里散步，看到幼儿园的一个４岁女孩在花房里摘下了那朵玫瑰花，抓在手中，从容地往外走。苏霍姆林斯基很想知道这个小女孩为什么摘花，他弯下了腰，亲切地说：“孩子，你摘这朵花是送给谁的？能告诉我吗？”小女孩害羞地说：“奶奶病得很重，我告诉她学校里有这样一朵大玫瑰花，奶奶有点不信，我现在摘下来送给她看，看过我就把花送回来。”听了孩子天真的回答，苏霍姆林斯基的心颤动了，他搀着小女孩，在花房里又摘下了两朵大玫瑰花，对孩子说：“这一朵是奖给你的，你是一个懂得爱的孩子；这一朵是送给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好的孩子。”
这个故事长久地激动着我。为了爱的教育，为了我们的学生能像人一样地站立在这个世界上，我幻想着生活中能有这样的美好。
５年前，范文写作我偶然想到，如果用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出一道材料作文题，让学生续写，他们会想象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结果让我大失所望。几百个高中学生，文章的中心内容都是写教育家如何教育小女孩不能损害公物，写了教育家对儿童缺乏良好的道德教育而忧心忡忡，甚至写了教育家对小女孩作出的处罚……那些不遗余力从道德高度教训４岁小女孩的种种设计，让我从心底厌恶。
这件事曾强烈地刺激(来自:WwW.cankaofanwen.com )了我，使我想到，传统的道德说教如此深入人心，让学生耳熟能详，在他们的文章中，似乎只有道德规则（虽然他的内心未必会认为这有多重要），他们可以板着面孔说出一番大道理，他们缺乏对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感悟，缺乏同情与怜悯之心，——在他们的心中，似乎所有的花都已经凋谢了。
又是几年过去了，我认识到，与其叹息，不如把我想说的说出来。我再也不指望有梦，有美丽的幻想，在应试教育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时候，我也不再指望有谁能给我惊喜，我想我只是更多地讲述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的孩子能具备美好的人性，能像一个人那样活着，心中有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
祖国的歌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是艾青的诗句。许多上了年纪的读者，都记得并能读懂这两句诗。
从小就接受爱国教育，同学们也许都以为自己很有国家的概念，在宣誓的时候，在集会呼号的时候，当然，也在作文和做诗的时候。然而，当我们每天走路或站立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祖国”吗？
我因此喜欢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那首变体十四行诗《祖国土》：
“......我们心中不知她的价值何在，／我们心中也没想拿她做买卖。范文TOP100／我们在她上面默默地受难遭灾，／我们甚至从不记起她的存在。／是的，对我们，这是套鞋上的污泥，／是的，对我们，这是牙齿间的沙砾，／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这多余的，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但我们都躺进她的怀里，和她化为一体，／因此才不拘礼节地称她：自己的土地。”
人们都用美好的语言赞美祖国，可是对于脚踏着的土地，却往往冷漠，缺乏真诚、真诚的爱。“套鞋上的污泥”和“牙齿间的沙砾”会使人感到厌恶，但有谁能像
诗人那样想到：这，也是祖国之土啊！我仿佛看到诗人面对着淡漠的人群，吟唱自己的沉郁。由此而想到，在爱国问题上，不要热衷于空谈，让我们时刻检讨自我感情的真实吧！
培养真正的爱国情感，要从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开始，从你接触的每一位凭诚实劳动养活全家的人开始，从平凡的生活中解读人的情感开始，从逐步了解用血汗写就的几千年文明开始，——而不是从空喊开始！
我看到有位小同学写的《祖国》，真好，开篇这样写道：“祖国，是祖父老屋后那青翠的竹园；祖国，是家乡小镇那青石板铺就的小路；祖国，是雨点打在门前芭蕉叶上的声音；祖国，是屋檐下挂着的那成串的红辣椒......铺开一张宣纸，我用一支毛笔，写下了‘祖国’......”——祖国一下子变得具体可感，有这样的认识，也许就不会再等到“躺进她的怀里，和她化为一体”时才猛然醒悟了。最全面的范文参考写作网站好多年前，我教初中一年级时，有个孩子写的《祖国》也令我回味无穷：“......我特别怀念北方的大杂院，那时候食品供应紧张，吃饺子是稀罕事儿，可是在大院里，不管是谁家包饺子，那院子里每家的孩子都能吃到一碗饺子。——这，就是我的祖国。”孩子们毕业了，走遍天涯海角，可是少年时代种下的那份感情，会伴随他们直到永远。
我记不清是哪位作家的话了，不过，这句话经过我和同学们的多次重复，已经变成我们的教学用语了：
——祖国是什么？祖国，就是你的家、我的家、他的家，那亮着灯的窗户…… 不跪着教书（二）
善良的心是一盏灯
我喜欢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学生。有没有善良的心，有没有同情与悲悯的情感，是区别“人”与“非人”的标准。教会学生学会同情，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那些等到大学生拿硫酸泼狗熊或是用铁锤锤死了几个同学，才在电视屏幕上放马后炮的教育家，为什么没想到同情与爱才是应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呢？
郭虹是我的学生，医科大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工作。思想汇报专题当医生的第一个除夕，轮到她在病房值班。晚上九点，她打电话拜年，——先前，她总是在除夕零点前后打电话的。我说：“离新年还有三个小时呢！”郭虹说“病房里只有一个孤老太太，估计过不了今天晚上，也许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要去陪她。”我问：“就你一个人吗？”郭虹说：“还有一个小护士。”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办法定下心来。因为郭是个胆小的女孩，直到上大学，在家里还会撒娇。我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在寂静的病房里那位孤老太太的。年初三，郭虹按老例来拜年，我没问这件事，虽然我很想问。她主动说了。那位老太太是在凌晨两点多去世的，她和小护士替她上街道居委会准备的衣服，推着躺车把她送到太平间去。
“当时我一点也没害怕，这是送她去天国呀”郭平静地说，“她孤苦伶仃，在最后一段路上有我们送她，我觉得挺神圣的。”
好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记在心间，多次说给朋友们听。郭虹从小时侯起，就是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她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罪，看见别人吃药打针也如同身受。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听说特蕾莎嬷嬷在印度拯救穷人的故事，更不知道证严法师为了穷人，在台湾办起了亚洲最大的平民医院。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内地在许多领域出了许多杰出人物，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人认识了大批的富豪，但是目前仍没有出现能引导群众行善的大慈善家。
教育要重视培养学生仁爱的禀赋，这就需要教师首先成为情感健全的人。在有仁爱之心的教师眼中，学生首先是人，是需要关怀的人，在那样的班级中，学生也懂得了平等和仁爱。我的几位同事，自奉甚薄，却一直慷慨地资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帮助学生走过最困难的人生阶段。教师的这种美德让学生感受到博大的爱，仁爱的情感也就能这样传给下一代。
教会学生善良，是文革中我在农村当代课教师时就考虑过的事。农民的纯朴感染了我。文革摧毁了人仅存的一点善良，而贫苦农民的善良让我看到了高贵的宽容。当年，我见过青年学生无情地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过青年农民批斗“地富反坏右”。我亲眼看到中学生用铜头皮带打退休教师，看到大学生把墨汁浇在教授头顶上，看到几十个“权威”被所谓红卫兵“坐飞机”架上大会堂舞台……可能是我中的“毒”太深，就在那时候，我想到过，这些人也有家庭，有自己的尊严，如此侮辱他们的人格，他们将怎样活下去？这些人，即使是反动的，即使是革命的敌人，但是他们的年龄应当受到尊严，人格应当得到尊重。年轻人对老年人下手，这是勇敢吗？中国人是讲“因果报应”的，没过多少年，“报应”也就来了。
我到中年后才有了一些醒悟和思考。中国世俗社会一向没有什么信仰，人的善恶意识来自简单的道德判断，在一般人眼中，悲天悯人是圣人的情感，因此同情与怜悯就未必是一般人的“任务”。在中国的寺庙里，人们在求神明保佑的时候投下零星的硬币，如同对乞丐的施舍，这足以说明，人们对神圣貌似尊崇，实则轻蔑，带有极大的功利性。与此相反的是，当“红太阳”倡言“造反”时，人的内心压抑不住的邪恶便全部释放出来；暴力之外，又倡导冷酷，所谓“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在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这样的话在暗示着什么呢？我又想到，文革中被批斗的先生们，在此前的运动中，手上有没有无辜者的血呢？因为没有同情，也就没有了良知。相比而言，同情是近于本能的基本情感。物伤其类，人怎么可以发明那样多的酷刑折磨同类，而且是“以革命的名义”？
如果人间有同情，有爱，会出现那悲惨的十年吗？
我逐渐懂得，对没有觉醒的民族而言，它的本能同情并不能衍生出博爱；而如果人没有真正的自尊，他的情感是会被强权玩弄的。
人,不能和野兽一样
读过汪曾祺的《虐猫》，想起小时侯做过的一些事，问学生：你们虐待过小动物吗？比如，用火烧蚂蚁？
近来总在想这些事，是想到善良的禀赋应当来自幼年的教养。
不久前有报纸介绍过这样一则旧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１９１８年９月２８日，在夺占马尔宽渡口的激战中，２７岁的英国士兵坦迪在那场战斗中勇敢顽强，他跃出战壕，只身消灭了德军枪手，冒着敌人的炮火，率先在渡口架设木板，使部队顺利攻入德军阵地。枪声渐稀，坦迪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瘸着腿的德军伤兵，这名德军伤兵精疲力竭，看到坦迪的枪口正指着他，他表情木然，似乎在等待着坦递扣动扳机。这个束手待毙的伤兵就是２９岁的德军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坦迪放下了枪，他后来说：“我当时确实瞄准了，但我从来不射杀伤兵，我让他走掉了。”战后，坦迪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意大利艺术家福蒂尼诺·马塔尼亚创作了一幅油画，画面的主体是英雄士兵坦迪背着受伤的战友。
１９３８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希特勒在德国慕尼黑做政治交易，他在希特勒的客厅看到马塔尼亚当年为坦迪所作画像的复制品。希特勒告诉张伯伦，正是画中的这个英国士兵当年放走了自己，希望首相回国后向这位英国“救命恩人”转达他的感谢。消息传到英国国内，举国哗然，坦迪也没想到自己当年放走的那个伤兵已经成了战争狂人。由于坦迪的“善行”，欧洲陷入一场浩劫，几千万人丧失了生命。１９４０年，当坦迪目睹考文垂被德国空军夷为平地时，他深深地后悔自己放走了恶魔。
这则有传奇性的旧闻被多家报纸转载，我从没听说这个故事，弄不清虚实，但是我相信会有坦迪那样的士兵。而且我认为，当年的坦迪没有做错，因为他面对的希特勒是伤兵。
有意思的是在刊登英雄士兵坦迪故事的这张报纸上，还有一则南京新闻。有小偷入室行窃，被人追赶，走投无路，逃上城墙，将尼龙绳系在灌木树根上，拽着绳子下滑，隐藏在距城墙顶部２米处，双手抓着绳子不动弹，这里离地还有六七米高，随时都可能坠下城墙。民警接警赶到现场，发现悬挂在城墙上的小偷在发抖，和可能要摔下去。民警和消防队员立即救援，１０名消防队员悄悄地爬上城墙。为了吸引该男子的注意力，民警在城墙下大声喊话。消防队员系着安全带迅速从城墙上滑下，一下子抱住小偷。没想到小偷像疯了一样，对抱着他的消防队员又踢又咬，二人在半空中荡来荡去近１０分钟，消防队员的手被咬得鲜血直流，忍着疼痛仍死死地抱住他不放。见小偷如此疯狂，围观群众气愤地大喊：“让他摔死算了！”事后，有人问警察为什么冒着危险救一个小偷。警察说：“首先应该想到他是一个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
下页不跪着教书 是人。”——我必须承认，这是近年听到警察说出的最有水平的话。你说，这样一位警察，他会去伤害无辜吗？他会用刑讯逼供吗？他会去敲诈勒索吗？ 放下报纸，又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的故事。１９３６年，奥威尔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有一天，他在前沿阵地用狙击步枪寻找目标，忽然，他发现了对方阵地上有人活动，一个光着脊背的士兵正提着裤子找地方解手，奥威尔只要轻轻一扣扳机，提着裤子的士兵就会稀里糊涂送命。奥威尔始终没有开枪。后来奥威尔在战争中负了重伤，他在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后悔。 这就是真正战士与纳粹的区别。 法西斯为什么被善良的人厌恶？当法西斯用刀枪屠戮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时，他就显示出了与人的距离。 我的学生对上面的故事感到困惑不解。而我对他们的不解也感到不解，他们的血管中何以与生俱来地流淌着复仇的热血？昨天的“阶级斗争”仍以残酷的面目留在青少年的读物中，留在提供给他们看的电影电视中，现今文艺作品则往往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灌输给青少年一代的就是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逻辑。不仅是战争，在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中，处处充斥着暴力语言，“你死我活”、“拼搏”、“适者生存”，就连学习排名次，也会有“我把ＸＸＸ踩在脚下”、“我报了一箭之仇”这类让人心惊的语言。轻松即如体育比赛，也处处可以看到人性阴暗残忍的一面。美国有一种“摔角”，彪形大汉在台上打得不亦乐乎，手狠得不得了，据说就是为满足观众“暴力快感”的。而１０多年前，观看一场女排国际比赛，当中国队员跃起扣球时，全场几千观众竟齐声有节奏地高喊“打死她！”“打死她！”——要打死的不是球，人们显然是在发泄另一种情绪。体育比赛中的胜负，报刊常用很血腥的语言表明己方的胜利，如“ＸＸＸ力斩ＸＸＸ”、“荡平ＸＸＸ”...... 有人把宋襄公的仁义说成是“蠢猪式的仁义”，宋襄公是有点愚不可及，但是，在以杀害人民为最终结果的战争中，他提出“不重伤不禽二毛”，有什么可指责的？如果诸侯都能这样假仁假义，老百姓可能还能有条活路！这比革命家动不动说不怕原子弹，死几亿人不要紧之类，要中听得多。 文革结束后，教育界曾经有一种声音，用十年浩劫去比“文革前十七年”，主张恢复文革前的十七年的教育。这种比法是缺乏理智的。——正是“十七年”教育路线的错误，导致文革开始阶段的残酷与疯狂！我回忆自己自年幼受到的教育，被反复灌输的是“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虽然我至今仍然坚持最基本的善恶观，但是回忆少年时代的经历，仍然不寒而栗，因为我直到从事教育工作以后才明白，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学会“冷酷无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他们无法辨别“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时，他们很可能会把任何人都怀疑为恶魔，进而冷酷地剥夺其自由或生命。 如果我们可以向一个伤兵开枪，我们也不会毫不怜惜地杀害战俘。应当承认，我们中国有杀害俘虏的传统。白起坑赵卒４２万，项羽坑秦卒２０多万，都是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即使李广那样被司马迁高度评价的名将，也有过坑杀俘虏的经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宋哲元治陕，为根治匪患，曾一次当众屠杀俘虏３５００人，全用大刀砍头。那样残暴的行径也才过去７０多年。 我并不是非暴力主义者，我甚至也经常主张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反对向暴力低头乞怜，但是，我不能接受向弱者开枪或是凌辱弱者的行为。文革中，不是常有人被从病房强行带出去“接受审查”，继而带着一身伤痕莫名其妙地死去吗？不也有老人和妇女倒在皮鞭和棍棒下吗？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不是也以打人取乐吗？这是什么样的教育种下的仇恨？我坚持认为，应当告诉中国的下一代，我们曾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过。 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专制史，写满了暴力与血腥，如果能引导青少年在认识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同时，也让他们通过理性的反思与批判，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中反人性的丑恶残暴的一面，这样，有利于传承中国优良文化，更有利于让青少年认识到人的尊严，从而培养人的现代意识。 不跪着教书(三) 幸福的高三 估计高三的同学们看了这个题目，会认为我是在唱高调，甚或有人会认为这是文字游戏。记得１７年前第一次把这五个字作为题写在黑板上时，有同学在下面大呼：“老师，漏了！”漏了什么了？学生说：“引号，‘幸福’上面应当有引号！”结果引出一片笑声。 ——有引号吗？没有。在我看来，高三应当是幸福的。 首先是因为你能读到高三。想我们的先辈，战乱加动乱，很少能有机会读到高中毕业的。说起来很伤感，我是高中教师，可是我一天高中也没有读过。１９６６年夏天，“文革”爆发，正在准备考高中的我从此失学，直到动乱结束，恢复了高考，我才又回到课堂。但是，我最遗憾的是我没有了高中时代！高中，是人生观，世界观开始形成的时期，你的目光开始变得高远，你接受了基本完整的教育，在得到知识的同时，你也得到了友情，你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世界。你读了１２年书，在同龄人中，也算个“知识分子”了，你有了独立的意识，有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 其次，因为有比较稳定的高考制度。你毕竟拥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能继续学习，能做更多的事，你的生存质量会更高。能为更美好的明天去奋斗，当然是幸福的。 我是多么羡慕你们的生活啊！ 是的，奋斗是一种幸福。作为老教师，我比一般人更了解高三学习的辛苦和紧张。我总是告诉同学们，过了这一关，新的天地就出现在你的眼前了；高三的学习是辛苦一些，可是如果不付出一些代价，就无法跨越这道“关卡”，退路是没有的。有的同学对高考有畏惧，是因为他们把结果看得太重要。结果固然重要，但是比结果更有意义的是奋斗的过程。走过高三之后，回望高三，你会为自己有这样一段经历而庆幸，因为这是你一生奋斗的起点。在以后的岁月中，你的路还可能有曲折，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磨难，但是你有过高三，经历过高考，那时候你也许会说：“高三我都过来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那种感觉，真好！ 其实，用相对集中的一段时间对高中三年所学的内容作一次系统的梳理，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况且这种付出还是有价值的。人生有时候不得不做些当时看不到希望，却在以后岁月中能起作用的事，——如果退一步这样思考，也能轻松一些。 高考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制度，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以目前的社会条件，我们不得不采用这个制度，或者说得难听一些：以目前社会的状况，我们也只配用这个制度，因为它毕竟还比较公平。如果不采用这个制度，恐怕大部分同学连上大学的机会也没有，中国的昨天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有位同学经过思考后庄重地在文章中写下：“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这样经过努力，每个人都能轻松进入自己喜爱的大学；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面前不再有任何苦难和障碍；如果那么一天，不需要再为就业而奋斗了，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从此一片坦途，你们不需要奋斗了，——那么，要我们这一代人干什么呢？” 没有什么能比在十八岁时奋斗一场更幸福的了！ 母亲教我的歌 我多次向朋友们推荐过德国作家魏斯科普夫的随笔《铅笔》。１９３６年西班牙内战时，有一次，佛朗哥军团突破了共和军的阵地，在紧要关头，国际纵队的参谋长路德维希·雷恩（也是德国作家）连手中的铅笔也没来得及放下就冲出指挥部，挡住了正在溃逃的共和军队伍，他冷静地
不久前，在电视台的一次活动中，有中学生向老人们提问，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教育是什么？”有位曾任市委书记的八旬老人回答说：“是小时侯我父亲对我的教育。”话音刚落，全场鼓掌。问一位学生为什么感到意外，他说，我原以为他会操着官腔说一大堆废话套话的。
.一说就刹不住，干脆再说一件。河南省卫辉市市委书记吴金印，２０多年中曾先后任过五个乡的负责人，办了不少德政，他每离开一地，老百姓都要自发地为他立碑。他说：“我吃的穿的都是农民的劳作，我的工资是农民交的税金。农民养一只鸡一年还能下一窝蛋，养个干部不干事，那不是不如鸡么？”一番话说得朴实感人，道理全在其中了。记者问他的精神支柱是什么，他说：“我从小母亲就教导我：你是农民的儿子，是农民养活了你。所以我时时不忘农民的艰辛。”
只说这三件事，如果要找，还可以举出更多。以三位人物的地位身份，似乎都有说一番玄妙高论的资格，以他们的学识经历，口若悬河地说两小时的“心得体会”也不该是难事，但他们却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和最朴实的家庭教养联系起来，父母教给他们的美德，使他们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少年儿童在长成时期，父母是最早的老师。面对最早接触到的生活矛盾，孩子首先总会学习父母的态度。为父母者必须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古训认定“养不教，父之过”，因此，给子女以仁慈善良、互助友爱、克己奉人、节俭朴素、自尊自爱诸方面的教育，父母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类教育，就是要给下一代留下一粒真善美的种子。只要种下这粒种子，它就能倔强地成长，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保存着。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在没有法制的环境中，有的人即使受蒙蔽，也能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尽可能地保护同志，维护公正，和这样的早期教育不能说没有关系。反之，邪恶的种子一旦植入，迟早有将给孩子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有新派教育家发议论，说中国的教育培养的是驯服温顺的“羊”，西方教育培养的是有竞争力的
“狼”，我就极其担心邪恶的教育在未来仍旧有市场。为什么他们的教育观中始终就没有“人”的概念呢？
由此想到，在倡导建设文明社会的今天，更应重视“家风建设”，不仅要把家教纳入社会文明建设的轨道，而且要把它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当我幼年的时候，
母亲教我唱歌。
在她慈爱的眼里，
隐约闪着泪光。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
唱这首难忘的歌曲，
我的辛酸的眼泪，
滴滴流在我这憔悴的脸上......
这是捷克音乐家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我喜欢这首歌的歌名。让我们在这样的歌声中去追求真善美吧！
不跪着教书（四）
“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
———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
在新一轮课改即将开始的时候，一盆浑水就这样劈头盖脑泼在素质教育的脸上。
什么人都可以对教育指手画脚的时候，教育也就没有了尊严，也就必然地要走向落后。也许那几位青年记者根本没去想一篇报道会给南京的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高考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如果高考不改革，21世纪中国的教育将严重制约政治经济的发展。为保证课改的进行，必须有这样的原则：不能让课改靠拢高考，而是命令高考顺应课改。
一场尴尬的讨论
南京教育界的8月，也如南京的气候一样，又热又闷。7月上旬，一家晚报以一篇《南京的“高考之痛”》引发了一场尴尬的讨论。之所以尴尬，乃是在错误的前提下根据错误信息，就一个严肃问题展开了一场不认真的讨论，参与讨论者都从个人角度去理解高考。
争论的起因是据说2004年高考南京本科录取人数比前一年少了600人，比例列全省倒数第一(一个月后发现此消息有误)。于是记者做了文章，称之为“高考之痛”。这种有倾向性的报道很具煽动性，一下子就把市民“参与”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有报道引用市民的话，认为素质教育没有用，教育局不抓升学率，南京的学校没有像苏北一些学校“死揪”(流行于江苏教育界的一句话，即加班加点、拼命抓升学率)。不可思议的是报纸引用了一位“马同学”的诉说：“南京六中的马同学今年高考成绩528分，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对高考之痛感触颇深。他在电话里说：‘高中三年学习中，学校教学只有80％时间和高考有关，……学校用上课时间给我们组织社会调研、第二课堂等素质教育的内容，占全部学习时间的两成多，但这些对高考没有用，我真后悔当初浪费了太多时间。’”———这些言论都在不加说明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登在一家发行百万份的晚报上。市民、学生对国民教育性质的理解到了这种程度，作为教育工作者还有什么话可说？我至今也不明白报纸为什么不加说明地引述这样的
上页 下页不跪着教书 “民意”，它想告诉公众什么呢？“社会调查”是课程计划中的重要内容，而如果学校教学百分之百地和高考有关，那学校还是学校吗？ 这场讨论的尴尬之处还在于它把教育界力图弥合的一对矛盾进一步撕裂，它让一场原本比较专业的讨论庸俗化，它逼使教育行政部门表态去做违背教育理念的事。说它是一场尴尬的讨论，又在于角色的尴尬：攻方很想理直气壮，无奈应试教育毕竟不是先进文化，“死揪”又不同于旧时代的寒窗之道，在教育界不过是个只能在里巷鼓噪，不登大雅之堂的泼皮，故执论者难以自圆其说；而守方本该理直气壮，无奈“升学率”如温饱，事涉千家万户，故不敢忍饥挨饿说小康。 南京中等教育的状况和全国大型城市差不多，总体情况尚好，执行教育政策比较规范，在重视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减轻学生负担等方面的工作一直很有成效。在江苏省各市中，南京严令禁止中小学假期补课，禁止周六周日上课，是层层检查落实的。在贯彻素质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吹不骗，近年在课改、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已经采取一些举措。有行家预计，随着国家课程改革的推行，再过三五年，这些效果将显现出来。孰料就在此时，媒体借高考升学率问题发难，没用多大力气就把刚刚有所好转的局面弄得极为难堪，出现了对课程改革不利的舆论。广州有行家发话，说，在这种时刻讨论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南京之痛”！ 换个角度去想：是南京的教育因为摧残学生不力而挨骂。 市侩主义的教育欺世盗名 南京的这场风波恰恰出现在国家第八次课程改革即将全面开始之际，耐人寻味。 我们面临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环境？8月，高校招生还没有结束，在江苏某市一家宾馆看到“2005年高考备考研讨会”，人头攒动，比“文革”中的“备战备荒”来得急迫、扎实。打开报纸，整版大吹大擂的高考复习班招生广告，自诩灵丹妙药的各种教辅资料广告；名师如跑江湖的“老军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拉起红布横幅作“带功报告”；专做教辅书生意的书商，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富户已有一大群；值得一提的是靠教辅资料赚钱的神仙中，有些是让学人肃然起敬的出版社，有的甚至是革命年代让我们敬畏的机构，现在都率先失节了……面临这样一个越来越落后的教育环境，出现南京这场尴尬的讨论也就不奇怪。 时下教育界盛行的是一种市侩主义，而所谓的教改往往也是欺世盗名。很多地方的教育祭出“两张皮”：素质教育是一张“与时俱进”的“政治皮”，应试教育是一张迎合世俗需求的“政绩皮”。有教育官员私下谈教育危机，说现在一些校长和当年的伪保长一样，八路军来了，他提供情报，鬼子来了，他也交粮食。油嘴滑舌，左右 逢源。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众多官员不以“两张皮”为羞耻。而成则为王败则寇，一小批高考精英的成绩掩盖了全民素质教育整体的苍白，庸俗的风气盛行于教育界。 在一些教改先进学校，有两套课表，一套是实际运行的，一套是备上级检查的。我一直很疑惑，这是一件极其容易揭穿的把戏，检查者只要在学校呆上一天就能发现问题，为什么从来没见揭露？很简单：一级骗一级，大家自己骗自己。学生在这种极其混乱卑劣的思想环境中长大，也学会了万事不认真。 在基层学校，校长们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把升学率当作生存的生命线。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教师工作了一二十年，专业没有得到任何发展，但是搞纯粹的应试教学，却使他们成了当地的名流。因为有高升学率的支撑，一些人便可以肆意歪曲素质教育本质，以应试教育替代一切。他们根本不想改革高考，也不愿意课改。如果哪一天，课改全面有效地推行了，高考改革了，一些“名校”的光环就将黯淡下去，一些“名师“也将原形毕露，出版社书店的经济效益也会大滑坡，也就是说，“高考政绩”和“高考经济”都将受到影响。 我和苏北一些教师交流时，发现他们对“半个月休息一天”或是“每个月休息一天”已经习惯了，但是他们不承认那是素质教育，对从高中一年级起就给学生灌输高考意识极其反感，一些有思想的教师写下的愤懑之言在网络上流传。十多年前，在参观苏北一些县级“名校”时，就发现校园墙上公然刷着“想一想，你的户口在哪 里？”“面壁三年跳农门”……这类标语曾经引起过教育家的愤怒，但这些学校顶着压力熬到今天，终于形成了强大的应试教育势力，反过来给新一轮课改造成巨大的压力。我也奇怪：这些教师熟知、社会熟知的情况，为什么从来没有真实地反映在传媒上，变为公开的信息？ 此番媒体发难，批评大城市的教师不如县乡级中学教师敬业，说了一些现象，有些也是事实。但是批评援为对比的事实让人不敢赞同。有校长、家长说，苏北的一些应试名校，“高三教师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一直在校陪伴学生，南京为什么不这样做？”———对此也让人无话可说。有关高三教师连续工作16小时的情况，早就不是秘密，那是作为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教学管理手段。有的学校公开说明那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高三学生作强化封闭训练，有的学校私下说明是“为了控制教师搞家教”，但从来没有人以之为“敬业”。在那样的学校，教师学生每天究竟在教室呆多少小时，那样做是否符合青少年保护条例，是否违反了《劳动法》，我没有兴趣去研究。我从未从表彰先进、弘扬师德的各种经验介绍中看到“教师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一直在校陪伴学生”的事迹，可见那本是秘不示人的做法，而现在公然作为“敬业”经验宣扬起来了。我想知道，支持这种做法的家长，有多少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以后报考师范院校，让他当一名“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一直在校陪伴学生”的“人民教师”？那样的教师，是教师吗？ 不错，我们要尊重现实，然而高考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制度，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以目前的社会条件，我们不得不采用这个制度，因为它毕竟还比较公平。我甚至想说得难听一些：以目前社会的文明状况，我们也只配用这个制度。教育是富有理想的事业，为什么总要给它塞进功利的实质呢？群众对教育改革缺乏了解，有疑虑，这可以理解，而有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和学者鼓吹应试教育，有那么多的教师以高考升学率为专业追求，那么中国的教育只能继续落后下去了。 中国能不能在本世纪消灭高考，关系到中国能不能在21世纪成为发达国家的大问题，现在顽固地坚守甚至主张发展应试教育的任何不负责任言行，都会记录为历史痕迹，一朝悔悟，如同杀手沾过无辜者的血，心灵的阴影一辈子也洗不净吧。 无谓的讨论导致了倒退 也许把那种疯狂的应试教育比作“风尘”是刻薄了一些。 和许多教师一样，我对围绕南京“高考之痛”的讨论感到郁闷，一直静听各路英雄评论。直到9月开学，发现教育局终于顶不住社会压力，不得不作出所谓“积极措施”，才叹息素质教育仍旧不是习惯势力的对手。“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经过一番折腾，南京市教育局不得不“与时俱进”，做出了一个他们多年咬紧牙关不肯做的事：星期六上午补课。对外叫作“加强星期六辅导”。无谓的讨论导致倒退，南京终于被拖下水，成为“死揪”队伍中的新军。尴尬的讨论造成了群众思想的进一步的混乱。同样是那家晚报9月2日的消息，南京金陵中学高一新生军训8天，第4天就有两位家长气势汹汹地冲到学校质问老师，说：我们的孩子是来上学为了考上清华、北大，不是来当兵的，你们简直是浪费时间。无论老师怎么做工作，他们还是坚持把孩子带回去了。一些有经验的教师担忧地说，以后的麻烦更多了，不排除发生各种悲剧的可能。 我所在的学校多年一直保持较好的教学传统，很多教师坚守正确的育人理念，坚持科学的教学方法，不加班加点，重视素质能力培养，学生素质高，升学率也高，进入高校学习总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为适应高三的应试，在部颁课时规定“445”(语数外高一高二4节，高三5节)的基础上，调整为“446”。但是经此“南京之痛”，学校改成“448”。一个星期上8节语文课干什么？我这个老教师困惑了。因为如果每周6节语文课高考能考个105分，而每周8节课不一定能考出106分，甚至有可能倒回100分以下！ 问一位教育行政干部：就要在全国推行课改了，为什么不再咬咬牙坚持几年？回答是：方方面面压力实在太大了，挺不过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考招生结束时，发现南京的录取率高于全省水平，原来南京艺术、体育类考生比较多，仅艺术类 便有2535人上本科线，这体现了城市学生的某些优势。顺便说一句，城市学生的职业取向多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弈秋的学生听课时想着援弓以射鸿鹄，千载而下，被认为是“差生”，而现今有条件多元选择，学生为什么非得学下棋而不可以学射击呢？在南京的这场讨论中，人们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学生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教育，他们渴望得到什么样的发展？他们接受什么样的考试形式？ 在新一轮课改即将开始的时候，一盆浑水就这样劈头盖脑泼在素质教育的脸上。——且慢，我们必须清楚，举凡涉及教育的任何错误，都不可能由某个群体或个人来承担，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所有人都得“享受”其后果。 在教育发达的国家，很少有这种全民性的教育大讨论，因为他们把教育当成科学，认为是专家的事。即使教育圈内，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也极为慎重，因为事涉人的发展和命运。什么人都可以对教育指手画脚的时候，教育也就没有了尊严，也就必然地要走向落后。也许那几位青年记者根本没去想一篇报道会给南京的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后果。2004年南京教育界的这场风波，还会在其他地方上演。很多人在这样的思想冲突中展示了个人思维的品质和价值取向，至于理智还是昏聩，得由后人评说。 顺便说一句，高考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如果高考不改革，21世纪中国的教育将严重制约政治经济的发展。为保证课改的进行，必须有这样的原则：不能让课改靠拢高考，而是命令高考顺应课改。 不跪着教书(五) 有关“高考之痛”讨论的一些感想 拙文《“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在《南方周末》“众议”版刊出后，得到很多读者回应，特别是教师同行给予特别关注，我很感激。文章发表时编辑注明了我的工作单位，方便了读者和我的交流。 南京教育行政部门一些同志来征求批评意见，探寻改进工作的良策。南京大学一位读者来信，指出拙文中一处错误，告诉我，南京不是“星期六上午补课”，而是全天补课。山东威海一位记者来电，提供一些地方“教育造假”的事实。江苏的一位教育前辈来电，希望以后不要再称“苏北的‘死揪’”，说苏北一些中学开始注意形象，近年科研颇有成绩；在应试方面，苏南直追苏北，速度极猛。无锡一干部称，在苏南某市，任何一名高三学生都能知道自己每次高考模拟的全市排名，也就是说他能知道自己在三四万人中是第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名，而这样的信息系统绝对不是一所学校有能力完成的。 热心的同行也提供了各地教育统计数据及种种奇特的统计方法，我对这些内幕情况感到惊讶，虽然它在某些部门早就不是秘密。各地同行对教育腐败(特别是令人发指的招生腐败)也忧心忡忡。我会继续就这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其实，有两个基本概念的命名一直很含糊。为了说话方便，大家把目前教育上的不同做法习惯地归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我一直认为这对双方都是过度的恭维。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应试本不应当有太大的矛盾，但是因为有落后的高考制度，才形成当今畸形的教育。对照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盛行的应试狂潮、“恶性补习”以及随之而生的学生厌学厌世状态，如果不改革，中国教育有可能出现更困难的局面。 有问难者想要我回答高考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质疑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提法，并请问素质教育教学的具体做法。估计这些同行并非一无所知，也就是要抬抬杠而已。拙文仅对南京高考排名风波发表一点看法，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来阐述素质教育的具体目标和做法
有些教师忧虑推行课改后，会不会导致学生因不刻苦学习而考不上大学，转而想到“学生不刻苦，以后没有出路”等等。我想，有些问题绝不是靠补课和加大作业量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一个学生，只有热爱学习，把学习当作快乐的事，他的学习才会有价值。
早在此前，苏北的一些校长和教师说过，他们根本不愿意“死揪”，因为那样的工作简直没有尊严。每逢评比，有些被评上的教师很难为情：把学生逼得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疲惫不堪，自己反而成了“模范教师”甚或“师德标兵”；在介绍先进事迹时常常很尴尬，因为除了“死揪”，别无其他。有人认为那些应试教育盛行的地区教师很有地位，学生考上大学兴办“谢师宴”，教师能挨家挨户连吃二三十天，并坦然地接受各种礼品及红包，据此认为这就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我不评价论者的追求，但我也听那些教师说过，“谢师”的形式与农民酬谢瓦匠木匠无异，因为自己实实在在就是个教书匠。
孔夫子时代没有“死揪”，“东鲁春风吾与点”式的教育教学，令人陶醉；科举时代也没有“死揪”，那不过是“自揪”；在号称改革开放新时代，如果听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对大人说“人活了没意思”仍旧无动于衷，我就不知该对那些“死揪派”说什么是好了。也有人说过，前代人在战火灾荒中读书，在动乱浩劫中读书，今天的孩子泡蜜水中，所以读不好，所以要弄点“死揪”给他消受，——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心理。那个跳出了“农门”的马加爵挥锤杀人固然可怕，但马加爵类的人物毕竟就那么几个，比之更可怕的是看到青少年人群中那一双双呆滞冷漠的眼睛！
上页 下页 余下全文不跪着教书 坚持素质教育，是不是一定会剥夺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加班加点是不是一定能让学生热爱学习？规范办学秩序是不是一定会牺牲学生前途？可以由实践检验。有一个具体问题令人担心，若教育部门屈从社会压力、无视教育法规的改弦更张，就有可能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学校在星期六全天补课，那么，在这一天，教师和学生的人身安全应由学校负责，政府不会承担责任。教育局称：补课由“学生自愿报名，家长同意”。——那么，教师是否也需“自愿报名，学校批准”？物价局将如何制定星期六补课的收费标准？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是否包括星期六补课这天师生的活动？等等。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但是中国毕竟在讲法治，不要等出了问题纠缠不清。三年前，苏北某校一名初三学生星期六中午回家时被汽车撞死，家长与校方对簿公堂，律师才一开口，校方立刻缴械，乖乖赔钱。你不妨猜猜，那律师说了些什么话。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高中开禁周六补课，初中的补课也就顺理成章，小学竟然也搭上了补课的船，而明年此刻，会不会把学生的星期天也填满？真的很难说。说实话，我很担心新一轮课改会失败，因为目前的形势毕竟和20年前不一样了，人的观念已经不是“求实”，而是“求实惠”了。 去年秋天去云南山区支教，有一天黄昏，报告结束，一位青年教师在会场外等我。他告诉我，他还要乘两个多小时汽车，再步行20多里地才能回到学校，但是他很想和我说几句话。他说，你报告里说的话我全明白，你的主张和做法都是正确的；可我们乡村中学的评价标准就是高考成绩。我是聘用教师，低人一等，没有背景，在年级当不到第一就会被解聘，所以校长每次都从高二选最差的班交给我带。我累得不得了，心里也痛苦得不得了，我只有拼命逼学生。我知道我落后，可是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失业，一家老小就靠我一个月几百元钱，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苦恼也许是多数教师不同程度面临的难题，如果鼓动他们不惜个人利益去适应教育教学改革，是不现实的。一年过去了，我时时想起那位青年教师，他的窘境，城市教师(特别是所谓重点中学)一般不会有，可是如果处在比较优越的工作环境中仍旧不肯涉险犯难，见到土疙瘩也硬说是地雷，千方百计地拒绝教育改革，那就对不起成千上万渴望改革的基层教师。 纯净我们的教学语言 一个合格的教师，他的词典里是不会有“差生”二字的。最近有文章谈“差生”问题，说到上海的于漪老师５０万字的教育文集中没有“差生”二字。其实岂止如此！认识于老师的人都知道，像她那样的人，休说著书立说，平素里与人言，除非转述别人的话，否则口中也绝对不会说出“差生”二字的。此事不是小事，值得一说。 有无“差生”这种说法，事涉教育观念，事涉师德修养。以我的体会，人非生而知之，来求学，是学生，学得是否顺利，学得是否适时，总有长短前后，以“差生”称呼为能名列前茅者，是把教育等同于发财，喊出“富人”、“穷人”，实在庸俗不堪。最可怪的，是传媒始终保有“差生”一说，非但如此，教育行政部门也经常地把“差生”二字挂在嘴上，写在文件里，发在通知上。而一些教师（有的甚至很有名气）在介绍自己的教学情况时，竟然也常常提到自己是如何“转化差生”的，有的教师甚至在班会上公布全班“差生”名单。传媒更热衷与把“转化差生”作为模范教师的典型事迹。更严重的问题是“习惯成自然”。一些青年教师也是“差生”不离口，“名次”不离口，使我疑心他所受教育的水平，也疑心他从求学时代起，身心就不够健康。 关于这点，可以既往不咎，但往后的报纸杂志，这两个字还会堂而皇之地出现。我认为，一位教师，或是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只要他的口中常常有“差生”这样的词，就说明他的师德修养还很欠缺，说明他暂时没有资格从事教育工作。如果这些同行能把自己的角色换一下，他应当知道，说这样的话非但是对学生人格侮辱，作为教师，也是没有丝毫人格自尊和职业自尊的。教师有怎样的教学语言，取决于他的学识修养，取决于他的人格意识，也取决于他独立思考的精神。 有句老话叫“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按那种逻辑，教师自身的灵魂应当很高尚，才有可能对别人的灵魂“设计并施工”。——我们姑且承认有那种可能，那么，一个成天把“差生”二字挂在嘴上的教师，他将会以怎样的姿态去“修理”、“改造”别人的灵魂呢？他自己的“灵魂”又该由谁去修理、改造（抑或是“拯救”）呢？ 纯净教育教学的语言，应当是教师的修养任务。与“差生”类似的语言，教育界还流行着不少，如果不从思想上辨析这类问题，所谓“转变教学观念”就是一句空话。 不跪着教书(六) 别满足帮助学生穿过“封锁线” 我平时倡导学生“自由地写”，可是到了高三，我不能不教他们一些应试技巧，不得不教他们一些俗招，以帮助他们通过“封锁线”。我看不起高考，但是我的学生要上大学，我的任务之一是帮助他们获得进大学的门票（这个说法很俗气，但是如果要把这个问题说得郑重其事，也未免太没见识了）。能通过“封锁线”，到了“解放区”，就是成功。既然我没法阻止你造铁丝网建碉堡挖壕沟，那你凭什么要求我拿着“良民证”通过？ 我何尝爱写作的“规矩”？用那样的规矩是教不出好学生的，可是那样能帮学生混过高考关！文无定法，考试作文却要“有法可依”。把千百万人全束缚在陈规陋习之中，难道是我们的“写作教学”？每年看到高考作文，都很难过，——那些作文，真的代表了全国五六百万考生的最高水平？代表了五六万高三语文教师的智慧？代表了语文教改的成就？可怜传媒没有见识，每年都不遗余力，吹捧高考“佳作”，全社会推波助澜，简直像个没有文化的国家。一篇《赤兔之死》被吹得死去活来，妇孺皆知，教授立捧，老板赏钱，海外华文报纸称“这是大陆恢复高考以来惟一的一篇满分作文”，结果美国的报纸立刻以讹传讹。——一篇高考作文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这是教育的进步呢，还是教育的衰败？ 社会一方面抨击高考作文，另一方面，不断地有作家名人出来参加“高考作文秀”，有的是闹着玩儿，有的却十分在意。2002年我按游戏规则给某作家花了10小时写出的作文打了个30分，他到处喊冤，把他的作文登在报上，发在网上，要讨公道，试图引起社会的注意。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又给打他不及格的包括当地几位优秀的考生。——这就是说，高三学生都知道考试的“规矩”，而社会未必了解。一位作家过不了高考作文关，在教师看来，一点也不奇怪。高考作文全卷是150分，他才选做了试卷中能对付一下的作文（因为不可能得零分），如果他敢做做其他90分的选择题和主观题，我估计他就不敢吱声了。有谁不怕封锁线？演员，——他是来做戏的，知道不会真的挨枪子儿，又想引起观众的注意，所以大声咳嗽打喷嚏，弄出动静，姿态夸张。但是对考生而言，高考不能做戏。 因为选拔方式是考试，学生不得不受这样的训练。只要经过一年有效的训练，一面就知道要审题，知道要看清要求，就知道要估计字数，知道字要写端正，知道自己并没有多少自由，知道不要写犯忌的话，知道段落不能碎杂……他们并不指望写出传世文章，他们要的是“分”，只要过了这一关，新的天地就出现了，他何必要拿出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呢？作为教师，何尝希望自己的学生平庸？不得已也！这些，是批评界能想到的吗？ 语文教师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高中语文教学完成两个任务就很好：一是在培养语文素养的同时给他一粒人文精神的种子，一是设法帮他搞到一张进大学的门票。——批评家或许回站在一边说，你们干嘛不去炸碉堡堵枪眼呀，这么消极？我只好回问批评家一句：“你告诉我：鬼子在哪里？” 感 恩 之 心 我喜欢有感恩之心的孩子。 有位教师说起一位高中男生，这位男生平时不大爱说话，有一次班上组织活动，大家把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拿来，每人说一段自己的事，他拿来的竟是幼时光屁股的照片，大家都感到好笑。这位身高一米八的男生举着照片，深情地对同学们说起母亲怀胎如何不易，分娩如何不易，当年父母如何艰难，自己从小如何备受呵护，父母如何寄希望于自己，以至自己能到这样一所名校读书……同学们都被感动了，有的老师还落了泪。我深深地为这位同学的父母自豪，把儿女教育得爱家庭、爱父母，是父母最大的成功。这样的家庭，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这些年来接触各样的家长，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家长不爱孩子的，所有做父母的都为孩子的一点点成就而深感幸福（我自己也一样）。这些从饥饿年代、从极“左”年代顽强地生活过来的人，终于为他们的儿女迎来了有鲜花和微笑的时代。 有位同学的作文题为《下岗》，文章写道：“我对‘下岗’这个词习以为常，对我父母而言，不存在‘下岗’，因为母亲是农民，父亲已经第16次被解雇了——他是民工，随时可以解雇……今天我回家，我希望听到的是他会说‘我又找到事做 了’……”——我了解这样的孩子，他能把这一切无保留地写出来，向人们敞开自己的心扉，也就意味着他是个感恩的人，知道父母用血汗为他铺下了一条比较平坦的道路。想来读者都会知道如今一个农民要养活全家有多难，而一个农民家族要培养一个大学生又该多难！ 以前有位学生，是从湖北农场来的，父母都是五六十年代上海的老知青，送他来南京的时候，我和他们见过一面。他们已经现出老态。我当时觉得这个孩子有点弱， 也没看出他对父母有什么特别的依恋。大学毕业后他到苏州一家公司实习，公司安排他住在宾馆，他到了宾馆不敢进去，因为那时候住星级宾馆是让人不敢想的事。得知那是公司的常包房，不用付费后，他才怯生生地进去。后来他对我说，当打开房间门，看到那豪华的“标准间”时，第一个念头是“要是能让爸爸妈妈在这样的房间里住一夜该多好！”我先后把这件事说给许多朋友听，我觉得，他那知青父母听到儿子的这句话，一定会落泪的。 在外地出差，晚上没事，和钱理群教授聊天，他没有孩子，却又喜(来自:WwW.cankaofanwen.com )欢孩子，说：“讲讲学生的事，好吗？”我说了这几件事，钱理群听着，眼圈红了，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任泪痕挂在脸上。夜很深了，我还在说。我记得自己说这些事时总是很平静，就像我每次说它时一样，我甚至怀疑我说这些事时是不是有点职业语调。对一个教师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培养出了人，一个有感恩之心的人，只要能经常地发现这样的孩子，就会觉得既幸福又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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