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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

　　摘要

　　现阶段，我国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两少一宽”政策在本质上也是“宽严相济”政策的体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正确定性是刑法的责任，刑法正确定性的前提又在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引导。因此，在群体性事件刑法解决机制中，刑事政策具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我国刑事政策进行分析，充分发挥其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使我国的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的完善。

　　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两少一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1我国现有刑事政策分析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内涵解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其从理论提出到成为最初的刑事司法政策再到成为基本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作出了相对合理的阐释。陈教授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主要是：

　　宽严相济的“宽”指的是指宽缓、宽大与宽容。详细来说，首先指的是轻罪轻判，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应当适用较轻的刑罚，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不以犯罪论处；再是重罪而轻判，是指所犯罪行为较重，但行为人具有立功、坦白或者自首等酌定或者法定情节的，可适当适用较轻的刑罚。总的来说，宽严相济中的“宽”包括了非刑罚化、非犯罪化、非司法化和非监禁化，体现了刑法的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刑事政策的宽容价值。该轻而轻本身就是罪责刑均衡原则的体现，该重而轻是根据犯罪人本身的情况及所表现出较轻的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而给予适当的奖励，体现的是刑罚个别化原则，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均衡原则，而恰恰是上述二原则的实现。宽严相济的“严”，则指严格、严肃和严厉。严格是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责任严格，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当做犯罪处理，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严格追究刑事责任。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严厉是指该重而重，对社会危害程度与人身危险程度深的犯罪要判处较重的刑罚，包括对主犯、再犯、累犯等具有从重、加重情节的犯罪行为进行从重处罚。现在我们提倡宽严相济，并不是说宽严相济是轻罪刑事政策，而是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宽只适用于青少年犯罪以及较轻的犯罪。而对于重罪则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比较严厉的一面，可以说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重罪刑事政策与轻罪刑事政策的统一。

　　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济”，它充分展现了我国和合文化的智慧。一方面，从犯罪的角度来看，“济”强调“严”与“宽”的平衡与协调，是我国中庸思想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延伸与扩展，宽严均衡、宽严有度；另一方面，从犯罪之外的高度高屋建瓴，“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综合治理的制度设计，强调刑事救济，救济被告人及其同样受伤害的家属、救济受伤害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救济受损的社区等等。

　　“宽严相济”可以视作一种刑事策略，策略所属现代词，指的是可以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顾名思义，刑事策略就是与犯罪作斗争的方案集合，是实施刑法的一种手段，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刑法作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含着“宽”和“严”，就意味着有宽和严两种手段，如何正确运用是取得与犯罪作斗争的胜利的关键。但仅从策略角度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不够的，我们更应当看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刑罚的人道性与谦抑性，在法治社会中，任何刑罚的适用都受到人道主义的限制，不能因为追求惩治犯罪的效果而采用残酷的刑罚，这既是国际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对人权的高度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宽严相济”就是一种理性处理犯罪的形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发展市场经济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它建立在对犯罪现象和我国转型社会特质准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社会结构到经济体制，从思想观念到利益格局，无一不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虽然为我国的发展进步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必然让社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这些新出现的社会失范行为与社会矛盾，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来解决。从犯罪行为的角度讲，产生犯罪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根本上来说犯罪始终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法律无法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刑罚不是预防与惩治犯罪的唯一手段，应当发挥其他解决方式的作用，以最小的代价来治理犯罪。转型社会所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完全依赖传统的专政式的刑事政策和重刑主义是不可能妥善解决的。过于倾注于刑罚的威慑功能既不公正，也不人道，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犯罪问题，还可能造就“堵塞型社会”、产生更多的犯罪。一次次运动式的“严打”过后不久，犯罪数量即急剧反弹就是极好的明证。对于犯罪问题既需要源头上的疏导，也需要针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制裁。“犯罪数量减少并不是依赖刑罚发动的频率，而是需要从整体上改良危险人状况和社会环境。一个真正文明的立法者，可以不过多地依赖刑法典，而通过社会生活和立法中潜在的救治措施来减少犯罪的祸患。”所以，在转型社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不能单靠刑罚治理来解决犯罪问题。因此，在保持对严重犯罪进行严厉惩治的同时，对于轻微犯罪予以宽缓处罚是符合社会治理规律的。同时，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应当与社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相互配套，直面犯罪现象和犯罪问题，科学地构建合理的反应机制，有效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有效地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

　　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群体矛盾的体现，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是事关社会安定团结、经济持续发展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的问题。群体性事件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也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的刑法解决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建立群体性刑法解决机制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宽严相济”是刑事政策的新发展，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刑事政策适应国情的表现，在应对现代犯罪复杂性中具有重要意义，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的处理中，正确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必要性。

　　（二）“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之内涵解读

　　“两少一宽”中“两少”是指少杀、少捕，这主要是针对我国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而言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刑罚的适用上实行“少杀、少捕，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刑事政策，针对少数民族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殊性的基础上，比照刑法对类似犯罪行为的处理变通执行法律。具体来讲，所谓的“少捕”，即要减少“逮捕”的适用，根据刑法的一般规定，对某些行为可以进行逮捕，但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可另行处理，所谓“少杀”，就是减少死刑的适用，对于已经达到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标准的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变通执行法律。而所谓“处理上一般从宽”是指对在处罚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时，比同等情况下的汉族犯罪分子处罚的要轻。关于“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双重限制说’，即认为‘两少一宽’在适用时应当从地区上和犯罪人个人素质上作双重的限制；‘一个对象说’，认为‘两少一宽’只适用于实际居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公民；‘普遍适用说’，认为应以民族身份为标准，不分聚居、散居、杂居都适用；‘区别对待说’，‘两少一宽’的适用大多限于民族自治地方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除此之外，如果非民族自治地方也存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也可以执行这一特殊的政策。对于散居的少数民族，如果是相对集中居住，并且保留着其独有的风俗习惯的，在执行政策时应当在符合原则的前提下应当给予恰当的考虑与照顾，而对党员、干部则要强调依法办事，不能一概实行‘两少一宽’。”一般来讲，大多数学者都比较赞同的是最后一种说法，即认为“两少一宽”政策主要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但对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散居的少数民族公民犯罪也可以执行这一政策。但对于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殊问题要适用“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两少一宽”是我国基于民族团结问题而提出的，是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一种刑事政策。民族团结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更增加了国家的不安定因素，维护民族团结历来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这关系到国家安定统一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党和政府必须正确处理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维护好各少数民族的利益，保证少数民族受到同等待遇。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为了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得少数民族利益得到保障，大大改善了民族关系。具体到刑事法律领域，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在刑事立法司法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政策，这些刑事政策的提出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此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处理从宽，包括刑事立法上的从宽和刑事司法上的从宽。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逐渐发展成了现在我们在刑事司法领域贯彻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两少一宽”政策。现阶段因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不断增多，在民族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暴力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例如，2008年在云南孟连发生的“7·19”事件的主体主要是傣族群众，2009年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的“7·5聚众打砸抢烧”暴力流血事件的参与主体是维吾尔族群众，2008年3月14日在西藏拉萨爆发的聚众“打砸抢烧”事件的参与主体是藏族群众。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的产物，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紧张，民族关系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我们处理此类群体性事件时应当坚持贯彻“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尤其针对其中的少数民族犯罪分子更加应该做到少捕少杀，宽容对待，这对于维护民族间的团结缓和民族矛盾具有重大意义。“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是我们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涉罪群体性事件一条重要准则。

　　2.群体性事件刑法解决机制之刑事政策价值

　　（一）刑事政策的原则基础

　　1.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宽严相济政策的界限。根据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宽和严应当是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上展开来的，不管是从严还是从宽，都只能以现行法律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为限，不能脱离现有的法律规定讲宽与严的问题。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居于核心地位的是“宽”，但“宽”不是无限的，必须有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刑事诉讼法、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各种程序规范、实体标准等，贯彻宽严相济政策一定要在符合法律要求的界限范围之内，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不符合宽严相济政策的宗旨与精神。

　　2.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对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较高的要求，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其所犯罪行应当与其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是表明犯罪行为与刑罚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进行量刑时不仅要考虑犯罪人的主观危险性，更要考虑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将预防与责任作一体化的考量。在处理具体的刑事案件时，要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量刑的标准，根据案件的犯罪情节等具体情况分析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客观危害性的特点后，参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做到既不能宽松超越法律规定，也不能从严到一味打击，不尽人情。在遵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中要把握好宽严的尺度，也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二）刑事政策在群体性事件刑法解决机制中的具体价值

　　通过前文分析，在前文两个原则的指导下，在群体性事件刑事解决机制完善的过程中，刑事政策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因为“宽严相济”与“两少一宽”从本质上讲相通的、一致的，下文将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例进行具体说与分析明：

　　1.立法上的指引价值

　　“宽严相济”之所以可以在刑事立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是政策的具体化，政策的精神由法律规定具体体现。在此背景下，刑事立法会自然而然的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我国司法机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与支撑，通过严密刑事法网、减少法律漏洞来提高刑罚的威慑力与震慑力，最终取代我国传统刑罚“厉而不严”的重刑主义倾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着刑事立法实践。“严而不厉”的立法模式要求有严密的刑事法网，刑事责任严格但刑罚并不苛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立法上的体现。法网严密，似乎束缚了公民过多的自由，其实减少了社会不良分子危害社会、侵犯自由的机会，公民因社会有序而更加自由。“不严而厉”的刑法在放纵一部分犯罪的同时会不当地侵害公民（主要指犯罪人）的正当自由和权利，是最不合理的刑法模式。“严而不厉”是刑法立法的合理模式。当然，“宽”与“严”，“厉”与“不厉”都是相对的。总体而言，我国的犯罪圈并不严密。现阶段，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犯罪，原有的一些犯罪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采取一些新方式。

　　就预防与遏制群体性事件中的刑事犯罪而言，刑事法仅仅是后盾法，对于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根源，以及民众的合理诉求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得以解决的矛盾，刑事政策与刑事法都是无能为力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作用，在于通过严密刑事法网，来遏制引发事件的原因犯罪，加大对群体性事件背后的隐性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立法彰显刑之公正，从而减少滋生矛盾、激化矛盾的犯罪温床。刑事法网严密化、轻缓化，在减少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的同时，相对降低了民众对重刑的抵触情绪，也减少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可能凭空在实践中发挥其功能。当理论自身的合理性得以确证，理论贯彻的方式与方法问题自然成为关键。近几次刑法修正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体现，但尚未做到我国刑事立法基本政策的标准。我们充分肯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立法中被落到实处，得以实际运用。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更是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生动实践。如《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醉酒驾驶行为入罪。醉酒驾驶行为入罪，作为第133条之一规定在我国《刑法》中，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的一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从方方面面指导这我国刑事立法。坚持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的导向作用的原则下，针对我国当前刑事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赋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高的地位，对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显得尤为关键。

　　2.司法上的指导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刑事司法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进行抗制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严格依法划定打击圈、界分罪与非罪上。群体性事件中的“不法”行为包括体制外的利益表达行为、一般违法行为、轻微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严重犯罪行为等等。性质迥异的行为混杂在事件之中，给刑事司法界分罪与非罪出了难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正确定罪的指引，既是维护刑法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公正、人道、宽容的根本体现。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要防止将事件本身政治化、刑事化的错误倾向。群体性事件本身并不带有政治目的，即使部分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犯罪行为，也无法改变事件本身的性质。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刑事化本身就有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推卸责任之嫌。将事件政治化、刑事化必然导致打击面过宽，可能严重侵犯公民权益。而遮掩事件背后的原因犯罪，更不利于保障民众的根本利益，其结果往往是不仅无法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的问题，还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公正处置群体性事件，严格依法对待事件中的违法犯罪现象，是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要求。也是“以人为本”核心政治伦理下公正与人道、宽容等价值要素的根本体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解决群体性事件中，对刑事司法的指引还体现在适度量刑之上，即根据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大小、社会危害性大小、其本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并根据行为人是否具有合理诉求进行区别对待。对事件中起组织、策划、指挥或积极参加，并实施严重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处罚；而对事件中轻微犯罪的行为人和犯罪的一般参与人则需从宽处罚。这既是罪责刑均衡原则的体现，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反映。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对刑事救济具有指引作用。如果在群体性事件中发生的犯罪有被害人的，可以依法申请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可以从轻处罚免除处罚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司法制度。这种和解的制度，符合中国传统的重调解的心态，一方面能使被害人得到经济赔偿和精神抚慰；另一方面促使被告人积极悔罪服法，减少了社会中的对抗因素，减少交叉感染，有利于社会和谐。现代刑法理念不再将报应作为刑罚的唯一正义观。通过道歉、经济赔偿而得到被害人及其亲属的谅解，从而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正义的体现。刑事和解蕴含着刑事效益、恢复正义、节制与制约报应正义、宽容、人道与和谐等伦理价值。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最终目的是要缓和、消除这些矛盾与冲突。如果仅仅基于报应而对事件中的犯罪进行处罚，难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不利于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还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与犯罪。由于对犯罪人进行严厉惩罚，事实上其中的很多犯罪人本身也是利益冲突的受害人，严厉惩罚并不利于对其进行改造教育。所以，针对群体性事件中存在被害人的刑事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追究刑事责任、适用社区矫正或者从宽处罚，这本身就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个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缓解社会矛盾的良好工具。

　　从刑事程序来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群体性事件中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应当体现在慎重动用刑事强制措施，慎重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判处无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群体性事件中的严重犯罪分子要严厉打击，但对于从犯或胁从犯则要慎用提起公诉或强制措施。胡锦涛同志曾指出：“越是事情紧急，越是工作重要，越是矛盾突出，就越要坚持依法办事。”如果仅仅因为害怕群体性事件可能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为追求尽快解决群体性事件而滥用刑罚权，不严格执法，对不构成犯罪的提起公诉，对不具有适用条件的行为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的践踏，对法律的违背。司法不公是瓦解公正伦理的致命伤，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可能酿成更大的群体性冲突，是最大的不稳定源。而我国的刑事审判实践中，还保留着一旦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就会提起公诉，一旦提起公诉，基本会判有罪的司法惯例。因为这涉及到错案追究的责任问题，如果行为人被判处无罪，相关办案人员就可能承担错案责任。从此角度而言，捍卫司法公正、捍卫程序正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承担的时代重任。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是相对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因而在司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不必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当然，宽严相济的严必须是刑法规定范围内的“严”，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法外施暴。

　　3.刑罚执行的导引价值

　　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原则与精神，我们可以推导出对刑罚制度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首先，要求犯罪行为与量刑相适应，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设置具体的刑罚；其次，在罪刑相适应的前提下考虑刑罚个别化与特殊性，针对犯罪行为人的具体危害性作出合理回应；第三，要求在设置刑罚时要轻重合理，不能畸重畸轻，要轻重相互衔接，避免出现刑罚断档的情形；第四，要求设置时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态势及犯罪形势，服务、服从于现我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大局；最后，要求设置刑罚时要体现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整体上向宽缓靠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行刑的导引，关键在于扩大刑事参与，引进社会力量来共同抗制犯罪、共同改造罪犯。通过社区矫正实行行刑社会化是现代社会基于对监禁刑弊端的清醒认识而创新的社区司法制度，可以使犯罪人在社会上得到教育改造，使其尽快回归社会。社区矫正制度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的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它不是一个刑种，而是一种社会化的矫正措施。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社区矫正具有无可替代性，它对于弥补现有短期自由刑缺陷、体现宽缓的刑事政策具有积极作用。对被宣告缓刑、判处管制、被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的犯罪人都可以适用实行社区矫正。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人，有相当部分既属于群体性事件的犯罪人，同时也属于群体性事件的被害人，其实施犯罪多是由于其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在得不到有效行政救济或者司法救济的情形下而实施犯罪。这种类型的犯罪人或者在本质上属于弱势群体，或者是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精英，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人等，其人身危险性较低，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不大；此外，这些犯罪人本身对于其家庭正常生活有着重要作用，其劳动收入是其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如对其判处或者实施监禁刑势必严重影响其家庭正常生活而最终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笔者主张根据其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和主观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定时，对于群体性事件中的轻微犯罪人，情节不严重的，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为初犯、偶犯的，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应当宣告缓刑。符合上述五种社区矫正情形的，依法进行社区矫正。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社区矫正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同时可以节省行刑成本，还可以避免行为人因交叉感染而再次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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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

　　 (一)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主要表现11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与维护群众利益的关系难处理。公安部要求公安机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动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倾听人民群众心声,回应人民群众期待,坚持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改起、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作为加强和改进治安管理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些征地拆迁、建厂和拖欠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因补偿不到位、不按时发工资福利等问题群众有意见,集体上访或围堵工地大门。地方政府为确保当地安全稳定和保证工程施工进度,常常要求公安机关出动警力维护秩序。民警一方面要劝解、驱散群众维护秩序,另一方面要听取群众心声、维护群众的合理合法利益诉求,两种行为有互相矛盾的成份,民警处于两难境地。21服从地方党政领导和执行法律法规有冲突难作为。群众采取平和的方式集体上访表达合理合法利益诉求,要求相关单位部门的领导出面解决问题;而相关单位领导回避、不出面解决,却要求公安机关出面对群众强行驱散劝回或采取强制措施。如果采取强制措施,首先是引起了群众与政府和警察的对立,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同时还违背了《宪法》、制引发的22起,约占6%;因执法问题引起的8起,约占2%;对政策不满引起的7起,约占2%;其他问题引起的116起,约占26%。有时不该出警、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出面就能解决的事,而相关单位部门不重视,不认真解决;若发生群体性事件,少数政府领导动辄将警力摆到第一线。而公安机关无法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不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却担当了平息群体性治安事件的主力,成了政府要求与民众诉求之间的“夹心饼干”。事件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发生群体性治安事件是公安机关没有把维护稳定工作做好,不加分析地把责任归咎于公安机关,进而认为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是公安机关的事。一旦发生群体性治安事件轻易把公安机关推到群众的对立面,由此造成许多负面影响。有的把公安机关当做处理群体性治安事件的万金油,有事就找公安机关,稍微平息事态便万事大吉,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忽视《人民警察法》和《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31地方领导的要求和期望与上级公安机关的指示、规定不一致时难处理。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由群众利益受损引发的。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1月至10月,陕西省西安市共发生群体性事件452起。其中因工资福利待遇引起的117起,约占25%;因征地搬迁引起的74起,约占16%;因民间纠纷引起的65起,约占12%;股票和集资问题引起的43起,约占11%;企业改话,不敢说话。2008年5月,某县委书记为了阻止群众请愿,四次当街下跪,手足无措窘态百出;贵州“瓮安事件”中,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躲避群众,不到现场;甘肃“陇南事件”中,群众再三要求见市委领导,市委领导避而不见;陕西省某建材厂因拆迁安置问题群众有意见,而涉事单位没有及时出面解决,导致一个月内群众将长安南路三森段堵塞多达9次。西安某机械厂职工多次向厂领导反映改制后职工安置和工资福利问题,厂领导只是敷衍、推诿,不向群众做详细解释,职工代表去西安该机械厂上级主管机关上访没有领导接待,2009年4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该机械厂100余名职工将家属院门前道路封堵,等等。21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影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有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初期涉事单位不重视,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采取等、靠、拖、躲、哄、压等办法,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上访群众由于长时间无人问津,或得不到确切的答复,导致反复上访、长期上访、集体上访甚至堵门堵路、冲击党政机关,引发群体性治安事件,浪费了大量的警力资源,造成警民关系、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使政府的公信力、凝聚力下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17?

　　隐患的存在,一旦事件再次爆发,公安机关又一次陷入矛盾冲突之中。(二)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危害11不利于法制政府、服务政府、责任型政府建设,助长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我国政府长期充当全能政府,依法管理不力。经济利益受损的群众深谙“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信访不信法”的管理逻辑,加之少数干部和部门平时不依法行政,权大、“于法,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一旦发生纠纷,一些干部不会与群众对话,说不上

　　公安研究2010年第4期(总第186期)

　　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群众的各种利益关系,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若等发生群体性事件后再解决问题,或事件发生后首先将公安机关推到一线,而不是通过相关部门单位出面解决问题,或者发生群体性事件后,要求涉事单位出面解决问题,而涉事单位不能按时到达或不到达现场解决问题,这样增加了群众利益受损的时间,增加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成本,也无形中给群众造成“群体性治安事件是维权最好途径”的误区。

　　31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增加了解决问题的成本。解决群体性治安事件根本出路在于调整好

　　二、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成因分析

　　(一)法制不健全是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首要原因

　　目前,国家没有从法律法规方面规范政府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职责,只有以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为依据。而公安部规定对公安机关有约束力,对政府其它部门没有约束力。因此,群体性治安事件发生后,政府首先要求公安机关到达现场,而没有要求涉事单位首先到达现场。解决群体性治安事件,根本出路在于涉事单位要解决群众的合法利益诉求。而涉事单位又不按时到达现场,结果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公安机关由配角变成主角,常常在演独角戏。例如,2009年7月27日,西安市某局部分职工因退休后的待遇问题到省政府上访,民警将上访群众劝到信访接待大厅后,通知涉事单位领导到达现场处理问题。由于属地和属事部门的领导不到达现场,导致群众情绪激动,走出信访大厅,围攻省政府大门。(二)思想观念落后是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深层次原因

　　在传统统治型向公共治理型社会转型期,一些地方领导和职能部门对待群众维权观念落后、方法简单,更多的是借助于传统社会统治模式强力摆平。一旦发生矛盾和冲突,地方政府派公安机关强力介入,使公安机关成为矛盾和冲突的当事一方,导致与群众直接对抗,失去了本来具有的缓冲空间,各方都没有调和的余地。由于政府垄断强力资源足够强势,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摆平固然不难,但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政府的公信力下降,越来越失去尊严和权威,使干群关系、警民关系越来越紧张。(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是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体制原因

　　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参与了大量的非警务活动,而缺乏有效的监督。缺乏监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就是再多再好也难以执行。目前,对公安机关监督的途径一是公安系统内部的监督,二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前者的监督可以通过系统内部的领导和督察的调控来减少错误,但由于利益和体制的原因,它始终不是一种可靠的监督。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一样,担负打击犯罪的任务,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是两个机关的一致追求,被称为“流水作业”的关系。公安机关是否参与、何时参与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直接由党委、政府决定,不需要检察机关批准,这样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在现实中很难落实。(四)依法行政意识薄弱是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直接原因

　　行政领导权力是一种具体化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能否从属于法律法规和条令条例,是能否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区分人治与法治的分水岭。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对依法行政认识不到位、行动不自觉、执行不认真的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与依法行政的要求差距较大。工作中法律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情代法,以“改革”掩盖违规违法,权力大于法律,政策代替法律,凭传统经验、土政策和长官意志办事,法律让位于特殊情势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法律法规缺乏权威。?18?

　　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法律分析

　　三、群体性治安事件处置工作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纠正的途径

　　(一)树立正确的稳定观,正确认识稳定与冲突的关系

　　群体性治安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其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如哄抢官粮、奴隶造反、农民起义以及工业革命后的罢工、罢课、罢市等,都是群体性治安事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形态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后,群体性治安事件也在不断发生,并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引起利益结构的调整,利益结构的调整是引起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根源。因此,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稳定问题,冲突和矛盾本身并不是坏事,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去

　　应对它,不能谈群体性治安事件色变。通常来说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是充满了抗争。所以,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去堵住冲突。维护稳定不是无视和否定矛盾冲突,不是静止不变,不是消极维护秩序,而是将各种矛盾引发的冲突控制在一定秩序之内的有序、动态的稳定,其本身就是对矛盾、冲突有序、动态的解决过程。在科学发展和促进和谐的要求之下,维护稳定工作应该作为一个动态目标,而非刻意追求维持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某一既定状态。基于此认识,社会转型时期发生一定数量和范围的群体性治安事件不代表社会整体不稳定,相反,更应该将其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常态现象,客观正视积极面对,不能有矛盾和冲突就一定要动用警察来解决。(二)加强立法,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各部门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的责任目前,群体性治安事件面广量大,呈上升趋势;规模不断扩大,表达方式日趋激烈;从众性、效仿性增强;理性与暴力并存,依法维权与非法维权并存,合理诉求与不合理诉求并存,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有逐步上升的趋势。据有关方面统计,1993年至2003年,全国群体性治安事件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加人数由73万增加到703万。2005年上升为81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从2008年以来,我国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数量及激烈程度都超过以往。群体性治安事件涉及到的利益诉求有工人、农民、社会纠纷等各个领域。其中,农民维权占35%,工人维权占30%,市民维权占15%,社会纠纷占10%,社会骚乱和有组织犯罪占5%。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每一个部门和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为此,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加快立法,健全群体性治安事件应对法规,从法律上规范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责任。从根本上解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公安机关角色错位的问题,让公安机关有更多的警力和精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与打击犯罪。

　　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规定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不断凸显，由此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日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积极预防、有效应对各类群体性事件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应尽职责，而其中，公安机关更是责无旁贷。从公安机关的职能角度出发，提出措施有：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进一步加强防暴警察队伍建设；强化公安民警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预防；处置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74-02

　　群体性事件是指在一定的环境下，受某些社会事由刺激而突然爆发的，由谋求共同利益的人群参与的，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或与公共安全发生矛盾的行为。群体性事件虽然从本质上来说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但其发生往往与不合法乃至极端暴力的手段、可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或势力利用等相伴随，事发突然、发展迅速、影响广泛、处理难度大，若应对失措或处置不及时，极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因此，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公安机关作为管理国家治安，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法部门和一线执法机关，有必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树立新思维，探索新举措，将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成功经验与做法

　　长期以来，各级公安机关恪尽职守，履行职责，针对群体性事件的规律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强、效果性好的举措，成功预防和处置了一大批群体性事件，有效维护了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一是加大信息搜集和处理力度。公安机关因其职业特殊性具有点多面广、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天然优势。因此，多年来，广大公安干警特别是基层民警通过深入农村、厂矿、社区摸排办案、查访谈心、提供服务之便，了解掌握了大量丰富及时的社情民意、苗头线索。这些信息通过公安情报部门的加工提炼，成为本部门和上级机关决策应对的重要信息来源。同时，公安机关所特有的网监部门对网络舆情的监控，也为及早发现群体性事件的隐患苗头提供了有力保证。

　　二是建立了事件预警机制。对群体性事件的及时、准确预警是有效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公安机关从“情报信息主导警务”理念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由各级情报信息部门组成的专业化预警队伍，履行重要职能。

　　三是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应对预案。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各级公安机关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本辖区、本部门的特点，制定出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群体性事件应对处置预案，保证做到事发案启。同时，为加大公安干警对预案的熟悉程度和检验预案的操作性，各级公安机关还会定期组织预案实战演练和演习，以做到各部门协调配合，各警种执行有力。

　　四是强化专业性应对警力。针对群体性事件人数众多、规模较大、易引发暴力冲突的特点，近几年来，各级公安机关不断加大专门应对警力――防暴警察的编制设置和培训力度，通过高水平、高专业性的警种警力设置和人员、经费、装备的政策倾斜，有效弥补了以往普通警察装备不足、专业性不高的不足，使群体性事件的可控性显著增强，有效处置率大大提高。

　　五是出警迅速，处置得当。实践证明，通过良好信息网络和预警机制的构建，在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公安机关总是能够先于其他部门到达现场，进而控制事态发展。先期到达的民警采取隔离、劝散无关群众，向涉事群众了解情况并进行先期劝导、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情况和事件进展等措施，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防止事态发展、有效稳定现场秩序，一些规模较小矛盾较少的初期群体性事件甚至在公安干警的先期劝导下就能得到有效化解。在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中，公安民警也以最大的耐心和克制维护着现场的秩序，甚至有时要承受一些谩骂和身体上的攻击，引导涉事群众通过正确的方式方法表达利益诉求，为事件的妥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在群体性事件中兴风作浪、别有用心的个别之徒，公安机关在查明真相、掌握证据的前提下，也会果断出手；对于在事件中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人员，公安机关也会根据性质和情节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并注意避免再次激化矛盾，做到法理相称。

　　二、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看到，虽然近年来公安机关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因为种种原因，确实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信息公开不够及时、不够透明。许多时候，如果能够及时透明的公开信息，让当事人和群众了解事件真相，那么很多群体性事件便可能不会发生。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不准确甚至遮遮掩掩、语焉不详，使得谣言四起、小道消息盛行，导致了群众被误导、群情激奋甚至逐渐演变为群体性事件的严重后果。不仅使政府和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受到了损害，还使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矛盾问题变得复杂难解，大大增加了工作的数量和难度。

　　二是滥用警力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些冲突本是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但因为相关部门的错误判断和命令，本应维护秩序、调解纠纷的公安机关失去了公正立场，滥用警力，强行介入纠纷，偏颇得维护一方，导致矛盾极具激化，乃至酿成了后果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三是现场应急处置能力有待加强。尽管对预案进行过演练，但部分公安机关仍存在警种、部门间协作性不强、配合度不够的问题。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大量警力，除了专业的防暴警察外，大部分民警都是由治安、交通等多部门抽调而来，彼此间的熟悉度和默契度明显不够，往往对现场的突发事件难以做到及时统一的应对，严重影响了处置效果。此外，部分民警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方案和方法掌握不足，面对汹涌的人群和激愤的群众，往往会手足无措、畏首畏尾，只能等待上级的命令行事，容易贻误现场处置的最佳时机。

　　三、提高公安机关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的建议 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公安机关应认真研究并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此才能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掌握主动、妥善应对。

　　一是要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从源头上尽可能的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加大信息公开力度，避免谣言四起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公开真实信息，使群众能快速及时准确得了解事情真相，谣言和小道消息才无立足之地，疑虑和误解、矛盾才无处可生。及时公开信息不仅有利于解决群体性事件，而且对于维护公安机关良好形象、增加群众对人民警察的信任有着积极的作用。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公安机关即应迅速搜集掌握各类信息情报，并在辨别整理后第一时间向群众发布，以真实有效的信息消除谣言产生的土壤，掌握事件处置的主动权。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功能和舆论效果，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微博等新兴媒体，增强事件的透明度。要建立健全公安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向外发布权威声音和消息进展。群体性事件处置完毕后，公安机关也应通过主流媒体及时向公众发布通告，将权威、全面、客观的信息，详细介绍给公众。客观、公开、透明地使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经过及处理结果为群众知晓，让不明真相的群众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

　　二是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各级公安机关应高度重视情报信息网络建设，强化横向交流，与政府相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加强纵向联系，争取基层社会组织的协助，将信息收集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领域和行业中去，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警种多、人数多的优势，切实提高民警收集情报信息的能力，加大信息的搜集数量和力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处理能力和情报分析机制，提高情报部门和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提高情报分析的准确度和实效性。要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警种间的信息互通和共享。要建立情报信息工作责任制，对信息的上报、监控、分析、处理要做到责任到人，对漏报、瞒报重大信息情报的，要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防暴警察队伍建设。纵观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到，防暴警察作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专门力量，已经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进一步加强防暴队伍建设，对于妥善处理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应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加大对防暴警察队伍的人员选用、经费保障、武器配备等方面的政策倾斜力度，并着重训练其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使之能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招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

　　四是要强化公安民警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针对部分公安民警处置群体性事件能力不足的问题，各级公安机关应通过加大培训力度、增加有针对性的演练等措施加以解决。培训的内容应当包括群体性事件典型案例分析、相关法律法规讲解、正确行使警察职权的指导以及处置动作的具体运用等内容。培训应立足实践，着眼实战，重点解决公安民警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遇到的重难点问题和暴露出的不足。如：应着重培训干警对涉事群众的心理了解及劝导艺术，面对群情激奋的群众时如何保持冷静克制和镇定，对武器警械的操作使用及驱散人群、抓捕嫌犯等警务动作。同时，对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培训也应当列为公安民警的基本培训内容，作为入警、晋衔、晋升培训及轮训的必修课程。此外，各级公安机关还应该根据本地区群体性事件的特点，设计出有针对性的实战演练套路和演习方案，通过贴近实战的模拟演练来进一步增强民警的各项处置能力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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