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uxinfoam.com--论文写作】

论中国的安全形势论文

　　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检验。

　　对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经济稳定性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目前未能达成一致。一类观点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促进东道国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银行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提高监管当局的监管水平，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东道国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可能将别国的经济衰退或危机输入东道国;当东道国面临经济困难时，外资银行可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谈儒勇等(2005)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而调和的关键在于外资银行的进入是否适度以及东道国是否具备相应的银行开放条件。我们认为，两类观点对我国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银行业低效率运行的现实需要外资银行的进入，而外资银行可能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则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设计来规避，新近颁布和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将在后面具体阐述。对于外资入股东道国银行这一特殊途径，巴曙松(2006)认为，外资入股给东道国银行业带来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共担者，有利于金融风险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稳定。

　　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检验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效率、经济金融稳定性影响等方面。在银行业效率方面，Levine(2003)运用4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对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多的国家的商业银行利差收入较大，银行效率较低;Claessens(2001)运用8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减少银行的税前利润和日常开支;Denizer(2000)关于土耳其银行业和Barajas(2000)关于哥伦比亚银行业的发展中国家个案分析则证实外资银行进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机构利差收入和提高贷款质量。以上实证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结论，即外资银行的进入将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与其开放度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东道国经济稳定性方面，实证研究的结论同理论研究一样，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与银行危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得出外资银行进入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结论。另一类观点则支持外资银行的进入，Barth等(2001)研究发现在外资银行进入限制较少的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较低;叶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将显著降低东道国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富效率的金融体系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危机后则加快金融重组步伐，更大程度地开放了金融体系，比如日本、韩国、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路径选择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可选择路径大致有四种：成立外资独资银行，即法人机构;在中国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购买并持有中国国内银行机构的股份;与中方合资建立新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中国加入WTO以来，入股中资银行的方式逐渐受到外资银行的重视乃至追捧;而法人机构的设立在入世过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2006年12月我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新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的实施，外资银行法人机构的设立将迅速增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路径与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开放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调整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策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重点由主要引进外国银行来华开设分支行转移到着力推动中外资银行加强业务协作与股权合作，以促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快中资金融机构重组和改造。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仅2005年就有10家中资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其中包括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3家对我国银行业举足轻重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掀起外资入股的新一轮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最新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一个基本的导向是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将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万元以上的居民个人定期存款。顺应该政策的指导，已有多家外资银行向银监会提交了设立法人机构的申请，目前已有9家经过批准，可以预测“法人导向”原则将有力地促进外资银行在华设立独资银行。

　　与此相应，外资银行进入路径的不同选择也以不同程度影响着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安全。外资银行以设立机构进入中国的方式比较而言，设立法人机构比设立分支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外资银行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不仅加大监管难度，而且容易引入国际金融风险。首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没有独立的决策权，资金的调度受境外总行的影响，我国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国监管当局对其母行的风险难以监测和控制。一旦外资银行母行发生危机，风险会马上波及到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我国存款人债权的保障和清偿无法得到优先考虑。第三，外资银行是一个国家资金进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机构资金调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为大规模投机资金进出我国的通道，也可能在国内金融危机初显时抽逃资金进一步加剧危机，出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情形。相比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外资银行设立法人机构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威胁较小，对金融稳定有利。首先，法人银行作为境内独立法人，是本地注册，由我国监管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责任，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来监管可能出现的风险;其次，由于受母行经营的影响小，法人银行能够较好地规避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因此从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应该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有所限制，或引导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向法人机构转变。我国2006年12月11日全面开放银行业，同时开始实施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限制非法人外资银行开展小额的人民币零售业务，鼓励外资银行在本地注册，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所带来的风险，在全面开放银行的同时又有力维护了我国的金融稳定。

　　而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我国金融的侵蚀上。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加快引资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建行、中行和工行这三家大型国有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引发了关于金融安全的大规模争论。许多学者针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对我国金融安全表示担忧，主要就是担忧我国金融的丧失。在我国，直接金融不甚发达，经济体系的资金配置依赖着银行业。银行业的丧失，等于丧失经济体系资金配置权，将严重危害经济。因此对金融的强调意义重大，然而从宏观的角度看，目前中资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对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限制仍比较严格，单个外资机构在一家中资银行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外资尚无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资银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国手中。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1.中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金融安全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指的是通过金融系统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经营，保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问题(吴晓灵，2006)。金融安全从微观上讲是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不因个别机构经营不善而导致系统性挤兑风险。微观意义上的金融安全是为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服务的，对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个银行或者局部市场的层面。应该在宏观层面上在整个金融体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这个问题。因此看待我国的金融安全不应当只关注单个银行的存亡或计较于中资银行股权是否被贱卖，而是应当考虑如何利用金融业开放与外资银行互利合作，建设一个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反应迅速、运转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从宏观层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体眼光看待中国目前的金融安全与银行业，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体制和观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资金、持续浪费公众资金、制造高额不良贷款、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银行体系。建设安全、稳定和有效的银行业体系，提高其竞争力，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目前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回报和资金配置效率，将资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领域和企业，并有效控制信贷风险。

　　2.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提升整体行业效率以促进金融安全。

　　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因素既有外部冲击，又有金融体系不健康的内因，建设健康的金融体系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不论是设立机构还是入股中资银行都有利于我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从而从根本上促进我国的金融稳定。如前文所述，对中国金融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银行体系的低效运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贷款，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是建设富有效率和竞争力的银行业体系，而外资银行的进入和扩张主要通过竞争和示范这两种方式促进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外资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或法人机构，都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给中资银行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他们反思、学习、变革和完善;而外资入股中资银行则是直接地为被入股银行带来先进的治理结构和管理理念。在竞争和学习中，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资银行改善他们的经营管理，将资金投放到更具有生产力的企业，有效控制信贷风险，从而提高整个银行业的资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国金融安全状况的比较。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入世5年来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扩张和入股中资银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明显的威胁，反而加速中资银行的改革，而且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中资银行的改革，银行业整体向着更具效率、更加稳定的方向进步。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我国金融安全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金融总体稳定，2005年中国金融改革和风险处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明显增强。”王元龙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课题中，也对我国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稳定;金融信号基本正常;金融运行平稳”的总体评价。总之，外资银行的进入与扩张，会带来一些不利于我国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国通过金融政策的规定和引导，规避了很大一部分风险。而且瑕不掩玉，外资的进入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资银行改变落后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促进了整个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为我国构建稳健的银行体系注入强心剂，促进我国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全面开放银行业，外资银行在华的扩张也势不可挡。

　　我们不难发现，在宏观上突飞猛进、超常规地引入外资，而不注重基础制度和结构的改革，不注重监管的加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来说可能是危机四伏的。许多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外资银行进入，特别是外资股权并购银行的行为进行政府管制。因此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坚定地开放银行业，在微观上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我国银行业;在宏观上控制外资进入的比例和节奏，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1.微观层面上继续鼓励外资银行的进入。

　　从发展趋势来看，金融开放不可逆转，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过度封闭的金融保护主义会造成资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不安全。从目前来看，外资入股比单纯的引入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示范效应更加明显，对于促进中资银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观层面上要坚定地推进银行业的开放，鼓励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促进中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从而推动整个银行业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观层面上警惕丧失金融安全的主导权。

　　从国际经验出发，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过快推进银行业外资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训不能忽视，我国在推进银行业开放的同时必须紧紧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导权。首先，加快中资银行的改革，促进其市场化运作，成为自负盈亏、自负其责、高效运转的商业银行;其次，监测并关注在华设置分支机构的外资银行母行的经营动向，防止国际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第三，监测并限制国外战略投资者的短期投资行为，及时逐个评估国外战略投资者对中资银行改革是否发挥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决定国外投资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资银行或者扩张其股份比例;第四，继续控制外资持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养具有竞争力的国内投资者，鼓励其投资中资银行业。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如何超越“贱卖”的争论与分歧?[J].www.dcotor-,2006

　　[2]谈儒勇，丁桂菊.外资银行进入效应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5)

　　[3]吴晓灵.在开放中发展中国金融业[Z].,2006

　　[4]叶欣，冯宗宪.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

　　[5]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R].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论中国的安全形势论文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我国学界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明显进展，现将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对于如何解释和界定意识形态安全，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认识。代表性的见解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一种状态或能力。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有学者更具体地指出，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外部或内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以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存在和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并不是要求全体民众在政治认识上高度一致，在行为方式上整齐划一，而是要求思想上、政治上、价值观念上的个性和分歧从属于共同的社会信仰、政治理想和主导价值。也有学者指出，所谓安全的意识形态，从理想的角度来看，指的是一个群体或集团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够给行为者带来稳妥的物质生活水平、稳定的人身安全以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睦相处及互通有无。

　　第二，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有层次性。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面也是核心的层面，即意识形态与社会客观规律的契合程度。第二个层面，意识形态对人们生产生活及社会良性互动需求的满足程度。第三个层面，意识形态与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协调程度。第四个层面，意识形态与精神世界其他领域的兼容程度。这四个层面通常是相互关联的。大致可以认为，前两个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内生的原因导致的，是因为意识形态本身存在根本性问题，而后两个层面则可能是外生的或先在的原因导致的，如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制度所带来的压力等。

　　第三，从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内容来解释和界定其内涵。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德安全、舆论安全、理论安全、政治信仰安全等。也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安全包括道德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和的安全。

　　二、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及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一)　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关系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但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又有所差异。如：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民族利益、保证国家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核心内容;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则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反之，则国家遭祸、社会遭殃、人民遭罪;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四大安全问题”，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和创新了正确的理论，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战后以来，美国之所以能长期维持霸权地位和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将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具体战略之中。

　　(二)　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类型的关系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政治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灵魂。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更深层次的安全范畴，其对于政治安全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潜移默化的，其对于维系政治安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表现出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是并列关系。国家安全大致可包括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外交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是，不论是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讲，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状况则是衡量文化安全程度的一个主要尺度。有学者指出，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从狭义上讲，政治文化安全也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也有学者指出，文化安全集中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还有学者指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价值观整合的重要尺度。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目标。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又是现代价值观整合的核心。此外，也有一些论者在论及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时，将两者并列表述。有论者指出，我们将长期面对西方在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舆论安全被混同于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其他安全类型。由于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安全的关系更为紧密，最容易被混为一谈，实际上它们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安全客体不同。舆论安全的客体是国家舆论，意识形态安全的客体是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舆论安全的任务是要维护国家舆论的传播、引导和自我更新能力，意识形态安全是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中的主导地位。其次，安全威胁不同。舆论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舆论传播领域，这一点与其他安全类型迥异。再次，安全目标不同。舆论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确保国家舆论的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样的安全目标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安全类型的目标完全不同。

　　三、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 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经济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重新意识形态化。然而事实上，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某些弱化是必然的、合理的，但有些方面则不仅不应弱化、反而应当强化。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这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一)　国外因素的挑战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以个别大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首先攻击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他们的最低纲领是打倒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摧毁爱国主义思想，也就是用所谓“全人类价值观”取代爱国主义。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的历史逻辑表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从来没有停止过，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同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变化的只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呈现“多管齐下”的态势。

　　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一是从政治上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利用经济交往进行“和平演变”，三是利用学术交流和文化产品进行“文化侵略”。关于文化交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陈金龙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容易导致文化崇洋心理、文化冲突和文化同质化，进而造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疏离、冲击和意识形态主动权的丧失，其消极影响不可小视。

　　有学者指出，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话题大肆炒作，对我国进行造谣攻击;他们的惯用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对我国进行丑化、妖魔化。

　　有学者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凭借其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通过精神、道德诉求，向我国推销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妄图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利用我国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突发事件，插手我国国内问题，利用所谓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与国内敌对分子一起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

　　有学者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界、学术、教育、出版等领域;渗透范围由沿海、边疆向内地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渗透态势愈演愈烈，渗透的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隐蔽，手段更加多样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二)　国内因素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尤其是非物质利益矛盾的挑战。这种挑战集中表现为：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思想多元化矛盾的挑战，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实用主义价值观矛盾的挑战，党风不正引发的党群、干群矛盾的挑战，荣辱观不同导致荣与耻矛盾的挑战，互联网兴起引发诸多矛盾的挑战等。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及等各种思潮冲击的严峻考验，面临着国外敌对势力“文化入侵”和“意识形态分化”战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期国民信仰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维护和加强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有观点认为，在当代中国，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安全比党的干部腐败所构成的意识形态安全更为严重了，因为它构成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信仰在人们心目中的倾覆。

　　李慎明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空想沦”、“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人性”的“左祸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正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已经不存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同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没有谁指导谁的问题”，必须废除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的“废除论”等仍有很大市场。也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语境下，影响并冲击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论、中国、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人民论坛》杂志社的最新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对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新左派、、功利主义和伪科学等思潮，网友关注度较高。

　　有学者指出，目前，我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培育是不够的。主流文化作品往往“门可罗雀”，而广有受众的大众文化产品则可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消解”。如何使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成为文化领导部门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情况虽有改观，但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有学者指出，大众消费文化在丰富着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政治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失落。徐海波在《湖湘论坛》2010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大众文化在文化价值上的贫乏和对精神价值的消解等，不仅加深了人的异化，也威胁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意识形态安全危机。大众文化还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侵入。还有学者指出，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实利因素和消费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的比重愈来愈大，客观上驱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使之与人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为严重的是，当今的技术崇拜加剧了这种状况。

　　有学者指出，市场本身的缺陷造成了经济与道德、整体与个体价值的冲突，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滋生蔓延。尤其是部分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信仰趋于弱化，这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有学者指出，当前，在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第二，对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第三，思想理论学习兴趣不高。第四，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和功利化倾向。

　　(三)　主流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

　　韩源在《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境况是：其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仍然是一个远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存在盲点。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与执政者政策相关的领域。其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亟待转变。也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宣传工作同社会开放程度的加大对其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相比，总体上依然呈现滞后性和被动性，表现出一系列的不适应：其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理念和功能没有完全适应“执政党”角色的转化。其二，思想宣传的内容与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其三，思想宣传工作的形象乃至话语系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不适应。 其四，思想宣传的计划体制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竞争体制不适应。其五，思想宣传的舆论引导与大众认同的不适应。

　　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思路：第一，加强意识形态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实现主体意识形态的内在化。第二，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正确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第三，主动参与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提高与多元意识形态长期相处共存的能力。第四，在国际交往中既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又要充分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第五，在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主动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第六，发挥中国文化的辐射，让世界了解中国，扩大我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有学者指出，确保并维护社会意识形态安全，要不断提高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整合能力，善于科学处理三个关系：一是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关系。三是社会和谐与思想斗争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三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四要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强领导核心。五要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

　　有学者指出，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机制应该以提升软实力为着力点，在战略机制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增强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在对话机制上，倡导多元宽容精神，以培育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在文化机制上，立足于民族文化自觉，以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也有学者指出，通过追求文化认同，依托文化本体，扩大文化宣传，加强文化建设，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是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路径。还有学者提出了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思路和措施：一是加大投入，积极扶持文化软实力建设。二是强化“文化走出去”战略，争取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三是建立健全批判和反对“文化侵袭”的长效机制，开展积极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四是提高现代传媒体系的质量和水平，抢占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五是在多样思想文化并存中，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

　　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选择是：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因”向公民精神的“动力因”渗透;重构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袁三标在《求实》2008年第8期上撰文指出，面对挑战，我们必须转换思维视角，重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开拓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要素资源，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相融合，使之切入发展实际，表征新的时代精神。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就不是“宽容”和认同普世价值，也不仅是“与国际接轨”、建构对话的平台，而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我们今天讲意识形态的变革和话语转换，其实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新形势下中国的实践新课题，是在确定的前提下讨论新话题、说新话。

　　有学者立足网络信息化潮流的新实际，提出了我国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第一，更新观念，确立网络无疆界意识、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危机意识。第二，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的意识形态安全宣传网络。第三，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监控和管理。第四，大力发展自主的网络安全高科技。第五，培养一支既懂意识形态工作艺术又具备网络素质的新型政工队伍。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3]王水雄.论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江海学刊，2007.(1).

　　[4]郭明飞.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论中国的安全形势论文

　　摘要：对海外投融资现状与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有了新的变化，未来国际安全格局充满变数，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为复杂，进而对国际安全环境变化对中国海外投融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海外投融资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中，正在起着关键作用。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发展与变化，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受此影响，中国海外投融资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认识和应对当前国际安全环境的新形势，对促进中国海外投融资发展，实现国家“走出去”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海外投融资现状

　　对于海外投融资现状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分析。

　　(一)海外投资现状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步伐加快，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总体规模迅速扩大。然而，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海外投资在投资规模、行业分布、投资目的地选择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对外投资累计总量大，对外投资存量仍然偏小

　　201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其中非金融类企业的直接投资为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截至2013年底，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超过6300亿美元。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外投资存量仍然偏小，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德国的1/3.

　　2.对外投资产业不断拓展，投资产业技术含量偏低

　　中国以往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能源获取型为主导，近年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对外投资产业分布看：对欧洲主要以制造业和技术加工类企业为主;对北美主要以石油、天然气、矿产、商业地产为主;对非洲主要以自然资源和土地投资为主。总体上看，中国对外投资技术含量偏低，未来中国对外投资应从能源、矿产行业，逐步向高新技术、高端制造业进行转移。海外并购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并购涉及采矿、电力生产供应、文化娱乐、制造、交通运输、建筑、金融等十大领域。

　　3.对外投资区域明显增加，投资区域偏于集中

　　从对外区域来看，中国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明显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亚洲为中心，对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地区的投资增长较快，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中国1.6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达76.8%，其中亚洲地区的境外企业覆盖率高达95.7%。

　　4.海外投资不利因素增多，海外投资境况堪忧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屡遭挫折。中石油、中国五矿、中粮、华为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屡屡被拒，一些承包工程的公司在海外市场也面临着严重的亏损，特别是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为中国企业投资带来很大损失。美国对来自中国企业无线电子设备的“337调查”、澳大利亚矿业税收政策的变化、非洲的政局变动，均大幅增加隐性成本和风险，影响着中国海外投资的收益。

　　(二)海外融资现状

　　融资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海外融资问题，事关企业生死存亡。海外中资企业如何融资，决定中资企业的生存空间、竞争能力、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

　　1.中国企业海外融资活跃度减弱，且规模大幅下降

　　2011年中中国概念股股权下跌后，中国企业的海外上市低迷。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2年仅有47家中国企业在海外5个市场上市，合计融资98.42亿美元，融资规模跌至4年新低。2012年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同比大幅下滑，融资规模缩水近6成。

　　2.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过程中存在融资困难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发展过程中存在融资困难，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难题。“新兴”本身又意味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升级换代快、技术发展趋势不易把握，因此对融资方案和风险缓释措施有较高要求。

　　当前，中国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企业规模较小、技术不够成熟、产品品种单一、利润较低、投资风险较大，因而导致金融业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存在一些不足。创新融资渠道、推动并购重组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中国甚至在全球发展时间较短、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和产业化瓶颈尚未实现突破，处于初创期和发展期阶段。

　　二、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

　　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主要有六个方面的新变化。

　　1. 美国逐步强化亚洲“雁形安全模式”

　　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全方位推进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强化已经形成的亚太“雁形安全模式”。该“雁阵”的头雁是美国，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美借势朝核危机和中日钓鱼岛争端，与日韩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同盟。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美国无法容忍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无论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2.朝鲜半岛面临新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09年以来，朝鲜核试验引发了第三次朝核危机，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3.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仍存不确定性

　　一是俄美之间前些年开展了一些实质性战略合作，但由于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导致美俄关系紧张。美国引领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俄罗斯与其军事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双方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二是俄日互有战略需求，尤其在能源合作领域。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遏制中国和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地位的双重性，日本是天然的杠杆;三是中俄间竞争与合作交互，俄罗斯对华防范意识尚存。《俄罗斯-2020》战略报告指出，俄罗斯未来面临的主要风险源于中国经济的潜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可见，俄罗斯、美国、中国、欧盟之间的现实竞争关系一直客观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非敌非友的状态仍会持续，近期不会发生质变。

　　4.中亚危机暗伏

　　一是上海合作组织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影响力与该组织的地位不相符合。阿富汗虽已形成大国合作反恐的大势，但上海合作组织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对阿富汗问题的战略，未能形成持之以恒的合力;二是中亚局势暗藏危机，如出现剧烈变局都将危及中国的重要利益。这直接关乎我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关乎中国在中亚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三是中亚毒品贸易祸及中亚稳定，威胁新疆稳定;四是俄在中亚势力的急遽膨胀不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和我影响力的提升。俄越来越倚重于自己掌控的机制来解决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而上合组织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精英视为俄罗斯掌控的各种机制的补充。

　　5.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各种敏感问题、热点区域汇聚，民族、宗教、边界、资源等各种矛盾交织，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断增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是跨国性、不确定性、转化性动态性、主权性和协作性。主要表现在恐怖主义威胁上升，核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空间斗争激烈，水资源矛盾增多。此外，中国周边能源安全、毒品走私、生态环境危机、人员及资产的安全保障等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也不容忽视。

　　6.非传统安全挑战加剧使中国未来周边环境更趋复杂

　　一是恐怖主义新动向不利国家安定。美国收缩反恐战线，阿富汗、巴基斯坦乃至南亚、中亚留下的反恐形势严重。未来这一地区的反恐走势将直接影响着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恐怖主义越来越呈现出“分散化”、“本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安定局面受到一定影响;二是非传统安全争端易诱发传统安全冲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未来在一定条件的刺激下，难以妥善解决的非传统安全争端有可能演变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对抗，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的努力更趋复杂和艰巨;三是新版“中国威胁论”影响周边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在中国周边制造“中国威胁论”，并逐步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新版“中国威胁论”，严重误导了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进而影响其国家行为的判断，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和忧虑，破坏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

　　(二)未来国际安全格局

　　未来国际安全格局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1. 整体安全形势趋紧，地区安全形势酝酿新变化

　　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亚、中亚、中东、北非等地区安全形势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一是钓鱼岛争端已呈现长期发展的态势;二是美日向中亚和蒙古国渗透，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堪忧;三是美国插手中国南海，加剧中国与周边国家紧张关系;四是乌克兰局势导致俄与美欧矛盾进一步加剧。

　　2.军事安全加速量变，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日本的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美国加强军事存在和实质性威慑，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凸显长期不稳定性。由此导致军事安全加剧变量，地区性冲突的可能性增大，具体表现：一是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战争诉求日显强烈，特别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推动日本向军国主义方向迈进;二是美国强化军事存在，激化地区矛盾;三是俄罗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强化军事部署;四是军备竞赛暴露亚洲的现实安全危机，体现出亚洲缺乏安全感、互不信任的残酷现实。

　　3.经济安全更加复杂，金融安全问题突出

　　金融作为一国经济核心，已成为与传统海权和陆权同样重要、影响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素。未来10 年正值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美欧日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没有好转的趋势，金融安全问题仍将笼罩全球相当长时间，主要国家的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好转，中国在国际分工、经济治理、金融开放、对外贸易、大国合作和非传统领域均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主体体现在：一是亚洲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二是金融风险与日俱增，金融政治风险不容忽视;三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四是对外经济依存度持续攀高。

　　4.全球能源新格局催生新的能源安全问题

　　全球能源格局加速演变，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能源战略发生变化。北美供大于求、亚太供不应求、欧洲供需平衡的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在形成。随着页岩气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北美正在步入“能源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也在为摆脱对欧能源输出依赖而改变战略。地处亚太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将长期存在，能源价格也将长期保持相对高位。

　　5.非洲将成为未来政治经济矛盾多发地，潜藏不安定因素

　　近来，北非、西非、东非、中部非洲安全形势均呈恶化趋势。恐怖主义势力与殖民主义统治的遗产交织，部族矛盾和殖民统治造成的不同宗教和文化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加之，欧美日大国为了维护在非战略利益，高举新干涉主义旗帜，积极插手非洲事务，甚至直接采用军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使矛盾更加复杂化。

　　(三)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为复杂

　　经济是国家硬实力的重要体现，金融安全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必须把金融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面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变化，尤其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走低，全球性金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均深陷金融危机，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潜藏的风险将更多。

　　(六)海外投融资应引入一定比例外资，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

　　目前，世界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中国企业应适当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还可借鉴欧美经验，由政府牵头，同国际性的保险公司合作，引导企业购买与防御政治风险有关的保险，建立补偿机制，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有力支撑的同时，寻求诸如在第三国投保等多重风险承担。

　　总之，国际安全格局的相对稳定关系到主权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的稳定，关乎各个主权国家企业境外投融资的安全保障。目前，国际安全格局加速变动，使主要国家和地区迅速调整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贸易保护再次盛行，更加强调维护本地区、本国的国民利益，对其境内的外国企业投融资政策增添了更多的变数。随着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地区调整，国际安全格局急速转变，中国海外投融资的既定格局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及时调整海外投融资政策，实现中国“走出去”的宏伟战略。

　　参考文献：

　　[1]徐芳. 改革海外投资审批法制的思考[J]. 投资研究，2005 (2).

　　[2]田惠敏. 中国海外投资问题与风险管理[J]. 红旗文稿，2011(15).

　　[3]施宏. 构建中国海外资产安全防控与监管体系的思考[J]. 国际贸易问题，2011(12) .

　　[4]刘冬文. 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战略对策分析[J]. 现代商业，2011(35).

　　[5]韩银安. 地缘经济学与中国地缘经济战略[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6]曹忠祥. 中国海洋战略资源开发现状及利用前景[J]. 中国经贸导刊，2012(6).

　　[7]同生辉. 建立海外资产安全保障机制[J]. 中国金融，2011(22).

　　[8]李洁，张永宏， 韩连民，孙琼. 关于提升中国获取海外战略经济资源能力的思考[J]. 军事经济研究，2012(1).

　　[9]周纪昌.“大公司、大海外”战略如何破题[J]. 港口经济，2012(3).

　　[10]申益美.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原因及策略分析[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6).

　　[11]王仁荣.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法律问题研究[D].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

　　[12]李静. 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与保险对策研究[J].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

　　[13]田惠敏，韩乃志. 中国企业海外影响力现状、制约因素与对策[J]. 中国市场，20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