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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时代》读后感

　　最近重读了傅高义的煌煌大著《邓小平时代》。我以为傅高义在写作的时候可能会设身处地，想像“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形下，又应该如何决定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他的一个长处，因为写书的人跟做事的人不一样，做事的人当时的选择既急迫又有限，也当然不会有后来的人看得清楚……这样想多了，自然就会有一种同情性理解带出来，而我认为“同情性理解”正是《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一个基调。

　　我经历过天天吃蚕豆度过青黄不接的早春的农村生活。我下放的那个地方的农民怀念解放前天天有肥美的鱼吃，我听到过他们讲述闹饥荒的故事。因此，我赞同傅高义的一个说法。前两天傅高义在“深大讲坛”发表演讲时指出邓小平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他所谓的影响当然是正面的。事实上是，自从邓小平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饥饿之类的事情起码是没有大规模地发生了，物资匮乏的情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变。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个人的权利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顺便说一句：如果不是高考制度改革，我就没有机会在1978年进入大学。

　　那天的深大讲坛上，有学生问历史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傅高义先生似乎用一句老话回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也明白假设是无用的，但是，假设未必是没有意义的。我想起在网上看见的胡兰成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写给邓小平的一封万言信。他那封信是看见了现代文明之“坏”的趋势——这个“坏”，许倬云在《现代文明的成坏》一书中也阐述了——说出了自己的“新案”。胡兰成说：“我们的新案是：一、复兴祭祀，二、复兴人伦，三、产业要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而机器工业则只以之为辅佐。”

　　约言之，所谓复兴祭祀，就是复兴中国人传统的信仰体系，其核心是儒家的礼教；所谓复兴伦常，就是“使妇人回到家庭，并行轻税，使财在于民间，足以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中助朋友，旁济邻里。”第三项则是“产业是要于物有节俭的美德。而生产作业是为万民的知的创造与情操，要家家恂有一架手织机，如有产量不足，才用机器纺织来补助，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而以机器工业为辅佐，大旨是工作用手工，而机器则用于若干部门的动力。也不须像现在这样浪费的动力。”

　　胡兰成是反对产业主义的，他对西方模式没有好感。他的新案不用说是保守的，同时还有一种天真浪漫的味道。他未必不知道这样一个新案没有实施的机会。他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更可能是写给未来人看的。当今天的人们看见环境被毁坏得如此严重，人心败坏到如此程度，冷静下来想想是必要的：高速地发展、快速地富裕、贪得无厌地寻求更好……目的究竟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于前人，除了“同情性的理解”之外，还应该多一些假设，看一看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

　　《邓小平时代》读后感

　　高义(EzraVogel)(1930—)，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精通日文与中文。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67年任哈佛大学教授。1969年出版其第一部中国专著《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CantonUnderCommunism)；二十年后，出版了第二部专著《先走一步：改革开放中的广东》(OneStepAheadinChina:GuangdongUnderReform)，被认为是了解中国及其改革开放的重要著作。1979年他关于日本经济崛起的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教训》(JapanasNumberOne:LessonsforAmerica)作为学术畅销书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傅高义于1930年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73年以后，他接替费正清先生任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中心主任，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历时50年之久，被称为哈佛的“中国先生”。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他表明要以客观立场，摆脱意识形态局限，通过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向世界介绍中国。

　　《邓小平时代》一书是傅高义倾尽十年的心力撰写的。三联书店总经理樊希安在首发式上感慨地说：“使我感动和敬佩的是他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写一本大书的这种精神。回想我们当下，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更显得傅高义先生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傅高义先生在70岁高龄时还坚持每天学习3个小时汉语，如今他已经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对《邓小平时代》中文版修订，则极为严格精细，书稿译成中文以后，他分别寄给国内的10余位专家和学者阅读。所谓阅读就是请同行提意见。然后他再参考这些中文意见修订英文原稿，同时又由译者将英文修订版再度翻译成最后的中译本。

　　《邓小平时代》读后感

　　我自己认为，我撰写这部书有着其他人很难有的优势。首先，我对中国有着40年的研究，在哈佛大学就有30多年。哈佛大学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同时还与中国的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而我从来不会错过向中国专家和中国人交流与请教的机会。其次，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也是西方图书资料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再次，退休使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邓小平的研究。

　　我过去撰写过很多著作，包括1979年《日本第一》，这本书当时曾在美国、日本以及国际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我认为，《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影响将超过《日本第一》，是我著作中最有分量和最有影响力的书籍。因为现在的中国经济实力是当时日本的10倍。美日之间的竞争持续了20年，而美国与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之间的竞争肯定会持续更长时间。我希望《邓小平时代》能为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是逾八十高龄的作者倾十年之心力而完成的一部权威性的邓小平传记。作者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当代中国档案，特别是中国过去十五年公开的历史材料，而且由于其人脉关系得以深入广泛地访谈了邓小平子女以及诸多不同背景的中国高层及其子女、秘书等。作者曾在多届美国政府担任东亚事务顾问，并曾以学者身分在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任职，这些经验使得他对《邓小平传》的写作既有社会学学者的专精，又能超越学院的限制，而从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角度理解邓小平的政治实践。作为真正的中国通，他对邓小平的把握既能入乎其中，又能站在中立、客观的学术立场上而出乎其外，让读者全面而深度地把握邓小平及其整个改革开放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