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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史简介2022年一篇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提出过“中华民主共和国”。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给响应中共“五一节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复电中，曾使用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就一直沿用这个名称，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致词中连呼的3个口号中，就有“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1949年7月，第四小组的某些代表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个名称太长了，用起来累赘。因此就有了另外两种不同的方案，一是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再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二是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经过讨论，认为“民主”、“共和”的英语单词的字面含义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中国译成了两个不同的词组，因此在国名中既有“民主”，又有“共和”就显得重复了，最后，决定采纳张奚若的意见，去掉“民主”，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布成立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9月29日，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9月30日下午三点，会议开始，先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的方法，一致通过已经协商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共180人；然后，以无记名联记投票的方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检票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然后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会议主席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某某、张某某、高某某当选为副主席，其他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后会议举行了简单的闭幕式。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巩固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就分期分批组织了土地改革。这次为了加强对土地改革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从中央和地方抽调大批干部组织了土改工作队。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部法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了。

　　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就此拉开序幕。经过近三年的搏杀，1953年7月27日，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此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同年9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三反五反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中国展开，?[6]??刘某某、张子善案件，是1951年11月中国开始“三反”运动后揭露出来的第一大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51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某某、张子善的党籍，12月20日，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某某、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毛泽东对刘某某、张子善一案非常重视。12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某某、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中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

　　西藏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为维护民族团结，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关于和平解放**_*议》（又称《十七条协议》）。《协议》签订后，解放军开始进入西藏，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生产，开展贸易。

　　中央政府保护西藏的政治、宗教制度，帮助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为了改善西藏的交通状况，同时修筑了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这两条公路建成通车后，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西藏，缓解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物资供应的困难，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_*央政府的帮助下有了很大发展。

　　从1949年5月开始的中国新解放区的剿匪斗争基本结束，在大陆范围内平息了匪患，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过渡时期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中共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

　　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国依靠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某某、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规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共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探索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13]?

　　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中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这10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中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3]?

　　这时期内，中共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整风运动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大跃进运动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不少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反右倾斗争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某某、张某某、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中国共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中国遭到重大损失。

　　七千人大会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正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中共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这一时期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新的景象。中国对内克服了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但是一些相关问题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革时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中旬毛泽东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XXXXX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全国动乱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革的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XXXXX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某某、陆某某、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7年2月前后，谭某某、陈毅、叶剑英、李某某、李某某、徐某某、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某某、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摧毁林彪反革命集团

　　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革的第二个阶段。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某某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某某、王某某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2008年8月8日至24日，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_*。**_*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第十三届残奥会。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理念，发挥举国体制作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_*、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强保障。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1万多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获得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位居金牌榜第一位；在残奥会上获得89枚金牌、70枚银牌、52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

　　中国梦

　　201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发表演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中国史简介2022年二篇

　　党史、新中国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的探索、奋斗与发展，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瑰宝。近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重要内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要把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作为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不断强化以史为鉴、走向未来的历史思维，增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历史担当。

　　党史新中国史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活教材”。xxxxx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软骨病”。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仆后继、英勇牺牲的历史，蕴含着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今天，我们要从革命先烈的执着信仰和追求中汲取精神动力，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理想信念不动摇、革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

　　党史新中国史是树牢“四个自信”的“奠基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历史。这其中，有党艰辛探索的历史，有党自觉探寻新路的历史，也有党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学好党史、新中国史这两门必修课，会使我们更加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把握历史规律，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在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上坚定“四个自信”。

　　党史新中国史是恪守为民情怀的“对标尺”。xxxxx告诫全党“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革命为民、立国救民、执政安民、发展富民、强国兴民的光辉历史。为了初心使命砥砺奋斗，我们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正确道路，使具有70年历史的新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与人民心连心，才能广泛得到人民的信任；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

　　党史新中国史是担当历史重任的“动力源”。担当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中继承的优秀品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之接续奋斗。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担当作为、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破除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可以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本质内涵，立足新征程新使命，接好时代的“接力棒”，走好当代人的长征路。

　　追根溯源忆初心，读懂党的不懈奋斗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要认真学习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中，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

　　常学常新悟初心，学深党的理论创新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要认真学习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理论上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98年来，我们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xx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有政治上的坚定。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千锤百炼明初心，悟透党的自身建设史。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就要认真学习我们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经受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发展壮大的历史。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98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谱写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中，始终坚守先锋队的政治本色和使命担当，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向历史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我们要从党的自身建设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导向，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一脉相承守初心，续写党的精神塑造史。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砥砺奋进，勇立时代潮头，先后塑造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深刻体现着党的先进性、革命性、创造性，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文化结晶，是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中，我们要注重加深对这些伟大精神历史背景、深刻内涵、时代意义的学习领悟，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弘扬这些宝贵精神财富。

　　新中国史简介2022年三篇

　　新中国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热点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概念和定位研究

　　对于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问题，学者提出应该在进一步明确国史的学科定位，即明确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进一步拓宽国史的研究视野，即加强对社会生活等薄弱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国史的学科建设，即健全严格的学术规范，综合运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加强国史的学科建设;进一步挖掘国史的档案文献，既要加强对档案文献的挖掘和利用，又要充分利用已公开的档案等几个方面加强和深化国史研究。

　　在国史研究方法上，有学者提出独到的见解，认为应将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为国史研究的使命和目标;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深入研究新中国历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认识当今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并使之成为国史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在当代史研究方面，有学者从当代史与国史、现代史、党史的关系角度概括了当代史的概念：“中国当代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自然延伸;从学科意义上说，它完全是中国现代史，但不完全是国史，不完全是中共党史”。当代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第一，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第三，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国史研究的新课题。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主开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引领中国全面发展的、遵循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代表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要思想和历史经验是其思想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这条道路形成和发展的指导思想。

　　有学者还深刻阐述了新中国两个“3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认为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条件和正反两方面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必要准备;改革开放后30年实现了对前30年的超越，在基本理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不断完善和发展，两个“30年”共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还有学者提出，十七大报告对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作了新的表述，将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总结的理论，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最新概括。

　　关于新世纪的城乡关系研究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原因成为学者研究的关注点。一些学者从农民主体地位与基层实践逻辑视角进行考察，认为缺乏经济基础与人文支撑的公社制度下的农民没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当广大乡村难于落实不合实际的农村政策、特别是基层干部不能达到政策所要求的现代行政水准时，基层“变通”公社制度也就在所难免，最终导致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也有学者从制度绩效的角度揭示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原因，认为其消极绩效明显，如经济绩效极差，对农村社会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某种程度的阻碍作用，也严重地影响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同时助长了工业部门的依赖心理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受到多方面限制，其成效并不十分明显;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这些消极绩效最终导致人民公社解体。

　　学者还着重于从制度创新视角探讨了新世纪城乡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无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还是新世纪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制度因素在协调和处理城乡关系中始终起着关键性作用。新世纪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构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新探索中，城乡关系构建全面转向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正确路径选择。

　　三、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

　　学者从经济发展方式和增长方式的对比中，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单纯的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还包括降低消耗、改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状况以及经济社会自然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各个方面。有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乎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动力、外部环境调整的系统转变，是对主要矛盾转型的主动回应”。针对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有学者提出应该以人的发展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导向，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的经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扫清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障碍。

　　四、关于民生问题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民生”概念，指出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标志着当代中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学者对民生问题提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当前民生建设的重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有学者提出，改善民生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改善民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其历史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民生建设的现实要求。有的学者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善民生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解决民生问题要有全面和发展的观点，坚持把民生与民主、物质与精神、生存与发展问题统筹解决;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必须采取不同的对策和举措，分阶段稳步推进;解决民生问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