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uxinfoam.com--建议书】

挑战是一个汉字，发音是tiǎ 奥兹&阿格拉夫N它指的是激励敌人去战斗。它也指鼓励对方与自己竞争。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的文章17篇 ,欢迎品鉴！

【篇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中国远古暨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长河的源头，也是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经济的发展是以越来越快的步伐前进的，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漫长道路，新石器时代只有几千年，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各个王朝的更替不过数百年的时间。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特点，也都遵循着中国传统文化和农业经济的共同规律。经济基础对政治、军事、文化艺术乃至人们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篇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与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复杂地连结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家们相信，他们能够操纵经济的发展，使之从属于政治的目的。

　　简言之，要使经济从属于政治，而非政治从属于经济。中兴的经济政策——遵循着政府在其他方面的中兴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通过适当地采纳传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则，能使传统的经济再次繁荣。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直接来源于土地，以及土地税向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的国度里，保护农业生产者是经济学的主要目标。

　　“重农抑商”的原则在经典和史籍中被一再强调，农业不仅继续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唯一可行的基础，而且是唯一合适的基础。然而，这决不是要扩大农业生产和增加农业税收，或按现代西方眼光，“繁荣”农业经济。中兴的目标是重建一个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在此社会中提倡节俭，强有力地抑制政府的开支、绅士的奢侈和农民的物质欲望。

　　凡是节俭和精明的管理相结合的地方，就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发生。如王庆云——一位有经验和才干的经济学家——在1850年所指出的那样：时下，朝野上下皆惶恐不安，惊呼贫困。臣窃以为断无惊恐之理。毋庸另寻致富之途，只须严肃纲纪，治理得当，何有贫困之苦？基本沿袭了明朝制度的清朝财政机构，依现代标准来看无疑是臃肿的，但在当时是高度发达的，在其早期证明是有效率的。当政府能够维持和平和提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时，它不用增加人民无法忍受的负担就能筹集到它所需要的金钱。

　　然而，户部及其有关机构应付危机时期税收减少和开支增长的能力是很差的。咸丰时代（1851—1861年）之前，田赋、漕粮、国内商业税和盐业垄断，是清政府税收的四个主要来源。清朝所保留的明朝的各种杂税，在经济上无关宏旨。田赋占了整个税收的三分之二，其税额是永远固定的。1712至1745年间的一系列上谕，正式宣布永不加赋。漕粮也是固定的，关税和官营盐价同样不能轻易地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一些不大的紧急事变，清政府可以赖其丰年结余下来的积蓄以及出售功名或偶尔卖官鬻爵的所得来应付开支。尽管19世纪严重的内忧外患所需要的新的支出对于旧的秩序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但直到光绪时期，开辟和扩大永久性的税源的重要性，才为人们真正认识。

　　把商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税源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士大夫总是把那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视为寄生虫，当然他们自己不包括在内。由于担心形成一个富有的与之竞争的阶级，他们经常并有效地抑制着一切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国家垄断，通过常备粮仓来调剂粮价，周期性地打击高利贷活动，惩罚性的税收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禁锢等等，使他们的这种抑制获得了成功。

　　与中国的商人阶级相比，明治前的日本商人阶级要强大一些，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商人阶级则可称为巨人。除政府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外，中国高度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经济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尽管某些专业化农业早被承认，像“蚕丝区”、“棉花区”这类名词已经使用，但每个村庄几乎都能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物品，每个家庭都能从事多种手工业。

　　绅士家庭也和农家一样纺纱织布。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就询问过儿媳的织布数量。只有在养蚕区，才相对存在着很少一部分“职业专家”。这些人只从事纺织而不干其他活儿。其他一些“专家”，如陶工、泥瓦匠、木工、五金工人，也主要是农夫，他们利用农闲季节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产品主要是归自己或左邻右舍使用。货币虽然存在，但不是货币经济。

　　集市贸易自明后期以来就得到了广泛地发展，但它不是市场经济。由于对节俭的尊崇，由于缺乏追求财富的渴望，由于农民和绅士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由于这种制度给这两个阶级提供了相对安全的保障，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得到了加强。国外贸易比国内贸易更受到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人们觉得任何进口都无法补偿白银和茶叶、蚕丝这类有用物品的大量外流。采矿业虽然早已存在，但其重要性到19世纪时仍然受到怀疑。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具有分裂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从道德上来说，既然没有人“种植”过矿业，那么，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开采、占有这一财富。人们也可能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变革的强大反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工艺主义倾向将使中国开始其工业时代，因为“前现代”技术已发展到了一个显著的程度。

　　犹如在此之前的耶稣会士，19世纪的观察家也已注意到，中国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采矿、熔炼合金，有的方法连当时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也不会。例如，他们能够熟练地焊接银块，雕刻玛瑙，修补铸铁中的孔眼，以及仅仅借助于楔、杠杆和车轮，就能搬运巨大的体积和重量。印刷业和丝织、制茶、制瓷、造纸业的工艺显示了他们在实际文明中的能力。

　　费孝通简明地指出：自然世界的知识是用于生产的知识，它属于农夫、工匠和其他以此为生的人们。而伦理道德的知识则是那些治人的劳心者所占有的工具。清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违背经济学的古老原则，而且使这些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西方商人变得急不可耐的时候，清政府则采取了一切措施以防止真正重要的外国贸易的发展。在整个清朝的统治时期，国家鼓励小农的发展，并对大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雇佣政策实行相对严格的控制。

　　依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后来的许多“不符合儒学的”特权被废除了，越来越多的佃农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史上，如同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一样，中兴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由于传统经济的崩溃，由于那些对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就有所了解的新领导人物当权，变革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然而，虽然新政府是一个“明智的政府”，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但它并不打算建立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没有一个如同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经济计划。这并不意味着中兴时期的领导者们不重视经济问题。

　　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以及他们的一些同僚，都以自己的言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因为他们不作离奇幻想，而是抓住了生产和分配的现实问题。然而他们感兴趣的是恢复传统经济的“富强”，对牺牲传统制度以获致国家“富强”的措施则兴趣索然。在经济领域内国家采取的每一个措施都要以它对传统经济学的两个目的——国计和民生的贡献来评判。

　　这不是新的观念，但在中兴时期得到了新的强调。崇厚和苏廷魁据此分别主张发展直隶东部的水利和开垦黄河的旧河床。为了国计民生，增加治理黄河的费用是正当的：洪水会摧毁广大地区内的人民生计，随之而来的是盗匪盛行，然后酿成叛乱，最后国家出兵镇压，其军费开支远比兴修水利工程的费用为多。在刚收复的地区，特别强调对国计民生的重视。

　　胡林翼在湖北实行的那种减轻土地税的赋税改革方法成了一种模式，它明显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样的原因，沈葆桢对江西地税征收方法的改进也受到了赞扬。但随后江苏地税的减少则引起严重问题，并由此围绕如何使国计民生这两个目的协调一致而展开了讨论。如果亚当·斯密在世的话，他会认为儒家的公众财政原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十分合理的。中兴时期的官员们认为，在制定一切经济政策时国计民生是相互依赖和同等重要的。

　　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因为：首先，在前现代的专制国家里，类似的观点很少见；第二，这些词的现代意义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中兴时期的国计民生概念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毫无共同之处。犹如其前辈，中兴时期的领导者们也把农业视为国计民生唯一可能的基础。他们从未怀疑过重建农业的优先权。在给地方官吏的指示信中，曾国藩写道：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

　　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不管怎样，“重农”就意味着给那些勤于农事的人民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但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存在任何提高生产率、增加空闲时间和改善生活水准的动机。恭亲王在指出了不给人民提供生存的机会任何政府都无法维持后，接着赞誉了节俭，并抨击了奢侈。

　　需要指出的是，士绅本身也不渴望得到更多财富。在日记和家书中，曾国藩就一再指出，官员们建房置地是可憎恶的行为，他也谴责那种为儿孙们积聚财富的努力。就儿媳的行为举止，他给儿子提出了如下要求：新媳妇必须早起做饭，空闲时间从事纺织，绝不能使她认为，由于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就可以不参加生产劳动。

　　这当然不是平均主义。不追求财富的儒家思想告诫人们要注意适合他的阶级地位和环境的节俭，但它并不反对特权和地位，只是反对会引起社会分裂的聚集财富的努力。无论士农工商，无论家庭大小，只要节俭，就没有不兴旺的；反之，如果它奢侈，也就没有不衰落之理。那些迫切要求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欧洲人，也同抵制机器的中国人一样，承认濒于危险的是整个传统的文明。

　　《北华捷报》赞同中国官员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经验向他们表明，西方文明的进步是多么地阴险狡诈，对于他们的国家制度是何等致命的威胁。”一个赞成者写道：我们还将继续掩饰真相吗？……它将意味着所谓的中国哲学的消失和“士大夫”权力的废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自然财富被毁灭之前，为了人类的彼此利益，我们必须全力发掘和利用它。

　　半个世纪后，当一系列保守的改革努力已经失败，现代的机器和观念摧毁了儒家社会，但没能提供一种新的共同体结构和国家生活结构时，中兴时期的观点既然要维护传统的文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反对经济的现代化，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针锋相对的批评。1920年李大钊奚落那些主张复兴儒学的领导者说：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

　　在1920年使中国免遭工业时代及其结果的影响的努力是愚蠢的，但在1860年代这种努力也许是徒劳的，但不是愚蠢的。中兴时期的经济计划是要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农业经济恢复到能继续作为国计民生的主要支柱的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整治水利、恢复荒芜土地的耕作、开垦新的土地、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与此同时，进行地税改革，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国家的收入。

　　通过征收厘金、盐税、贷款和捐纳，传统经济中非农业部分的赋税收入达到贸易所能承受的程度，这既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又有利于抑制商业的发展。中国对新的不断增长的国外贸易征税很轻，这是因为条约对关税率作了规定。关税收入对于中兴时期的政府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它并没有因此想到要鼓励国外贸易，以增加税收。

　　在金融和财政政策领域，政府勉强保持着货币的稳定，并尽量加强对国家收支的控制。但是，尽管政府的开支在不断上涨，然而这种上涨却从来没有被认作是长期高支出的政府的时代之开端的标志。新的开支主要用于临时出现的紧急事件。如果奉行节俭，那么，正常的状况将会得到恢复，在农业生产稳定的形势下，固定的相对轻微的税收将再次够用。

【篇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摘要：世界一体化是国际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在近些年的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发展略显失衡，国际能源价格的多次变动，世界贸易隐患的增加以及货币变化的紧张化，都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影响，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状态与形势方面产生了影响，更影响了国家经济决策的制定。世界经济的变动与调整，让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在国际经济形式不尽明确的环境中，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压与挑战。本文以试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为题，对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形势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现状；前景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01

　　 前言：

　　 近几年，国际经济的发展形势越来越让人摸不透。不确定与不平衡增长，就是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特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美车、欧洲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竞争与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让世界经济出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2008年的一场经济危机，让更多的经济人士开始关注国际经济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在国际经济形势角度下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有利于明晰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一、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发展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需要先对国际经济发展形势进行了解与分析，掌握国际信息，反思国内经济。就目前情况来看，国际经济的发展形态仍然不太乐观，经济增长的速度较低。但是，与世界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发展情况相比，经济复苏状态相对稳定。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发展情况下，美国经济发展速度有小幅度的提高。无论是美国的房地产还是人力资源市场，其紧张情况都得到了一定好转，这给国际经济的复苏带来了机会。然而，欧洲经济的发展情况还较为危险，低迷的经济发展速度，让欧元市场的缓和情况不佳，欧洲的失业率还在不断上升，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下降已经成为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日本的经济发展形势与国际经济发展情况很像，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日本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进入氛围状态，是因为日本在货币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进行调整，这就使得日元的贬值不会对日本经济的发展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与前几年相比，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已经趋于稳定，但仍然不能确定国际经济形式不会出现大的。国际经济形势显示，国际经济仍然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据相关部门的预测，世界经济今年的增长率为3.5个百分点，与去年相比，提出了0.3个百分点。这样国际经济发展现状，仍然让许多经济学人士担心。

　　 二、国际经济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从我国去年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一直在国际经济变动中稳定前进。国家所实施的稳步发展经济战略，让我国的市场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并且有效抵制了许多城市房产价格上升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中没有问题。在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出现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1.经济宏观调控方面问题。宏观调控工作质量，对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以及经济的顺畅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近两年，我国的房地产价格出现过高问题，且CPI的增长速度过快，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与出台了有效的信贷政策，从而让国民经济指数得到有效调整。但国民经济指数的下降速度过快，给企业内部运营资金产生了问题，运营资金的让企业之间进行业务相互担保，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讲是不利的。

　　 2.出口经济问题。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以来，进口与出口成为了国际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以来，美国、日本与欧洲等各方的出口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事件的纠纷，让中国国民抵制日货的情绪高涨，这给日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较大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国际市场扩展也受到限制。中国的出口受到国际市场需求量的影响，国际需求量的减少，使得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越来越多，我国出口经济一度出现困难，这对于我国进出额目标的实现较为不利。

　　 3.房价问题。房价问题，是中国经济中的持续性问题。房价过高，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房价的快速得不到合理控制。特别是在最近十年，房价的快速上升让社会中房地产行业需求大大增多。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力资源与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我国的其它行业发展受到了影响。工业、制造业以及生产业发展过程中，人力、物力与财力不足问题产生。除此之外，金融体系的发展也逐渐受到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危险指数。

　　 4.企业资本问题。在国际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跨境企业的数量直线上升。跨境企业在中国的出现，让中国同行企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上升。国际经济的发展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海外市场的扩展战备制定方向。目前，国际经济的复苏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企业跨境发展过程中，资金的流向无法得到有效明确。一旦国际经济出现反复动荡，这些资金就很难收回。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给我国许多跨境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挑战，也给国有资本管理工作提出了难题。

　　 5.货币问题。针对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势，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利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进行调节。对于中国来讲，货币政策的轻松化，使我国的进口经济、技术与资金的引入增多，在全球汇率不断变化的今天，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过膨胀压力。国际经济流动性增大，让中国经济出现了稳步回升的趋势，这就促使许多国际市场中的短期资本融入到我国市场内部，而这再一次提高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与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笔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一定的推测与分析。对于世界人民来讲，经济发展的方向把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对于国际环境下的多个国家来讲，经济的发展方向的掌握者很难确定。面对国际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不断密切的现状，经济学家需要对世界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与把握，从而让国际经济形势服务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利用国际经济发展背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建堂.关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几个问题[J].统计研究，2013（01）.

　　 [2]胡振虎.世界经济形势、政策走势与中国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13（05）.

　　 [3]余斌.中国经济前景与2013年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13（01）.

　　 [4]章玉贵.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J].国土资源导刊，2013（03）.

　　 [5]郭大川.国际贸易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J].现代商业，2012（21）.

【篇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地方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廊坊市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曾经沙荒地上建起的城市如今已经成为京津走廊上的一颗明珠。经济的迅速发展、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理想的投资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廊坊落户,廊坊经济领域的各方面越来越紧密地融入到全球化背景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人员在语言领域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水平不仅被作为衡量人才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更起到提升职业能力、增强竞争力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高职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期望值不断增加,高职英语因其实用性强的特点受到企业更多的重视和青睐。英语成为高职院校中一门越来越重要的课程,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高职英语改革的新方向。

　　一、高职英语改革现状

　　目前,高职英语在高职院校各专业中普遍开设,为生产、技术、服务等方面培养英语应用型人才。他们的活动领域更贴近实践,直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高职院校的毕业生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是,一直以来,高职院校的学生生源多样、英语基础薄弱、英语水平相差悬殊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对英语学习缺乏信心和兴趣;大班英语授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单一的考核方式也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高职英语人才培养,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近年来,虽然高职院校改革成绩斐然,但高职英语改革似乎与高职院校改革的步调不统一,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更谈不上质量优势。主要因为高职英语还没有建立起适合于高职特色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高职培养目标的要求,以至影响了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近几年,高职学生的整体素质呈整体普遍上升趋势,对高职英语的需求也有了变化,而高职英语改革没有能跟上社会经济变化快速的脚步,还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普通高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如何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培养高等应用型英语人才,使之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新时期高职院校必须面对的问题。

　　高职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要求学生在加强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实际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在具体培养过程中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以培养语言应用能力特别是实用能力为改革方向,英语课程不仅应打好语言基础更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处理日常事务和涉外业务活动的能力。教育部2006年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提出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灵活调整和设置专业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色,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突出实践能力培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这为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高职院校应该以就业为导向,以岗位能力标准为依据,以交际能力(尤其要加强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为重点,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依托,始终把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全面加强英语人才培养规划,以便更好地为区域经济输送应用型人才。

　　二、具体改革措施

　　(一)遵循高职英语教育原则对人才培养模式分层,改变大一统模式

　　高职学生不能与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同日而语,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能力更是参差不齐,所以必须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设计、调整好人才培养层次,突出职业岗位的重点能力,有所侧重,并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各项语言技能协调发展,分析和满足不同学习者的不同需要,通过“用中学,学中用,学用结合”,为高职英语学习者高效地获取职业或专业所要求的语言交流形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适合高职学生的客观实际。

　　首先对教材分层。高职院校应转变观念,以学生就业为导向,树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观念,根据实用的原则和不同的培养目标选择适合学生所学专业的教材,这是作到因材施教的根本做法;其次,学生分层。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把全班学生分为一般、中等、优秀三个级别,进行分级人才培养;第三,人才培养目标分层。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结果的呈现方式而不断调整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进程的教学,预先积极地做好教学规划,保证每一位学生最大限度地实现最有效的学习。设置有差异、挑战性的教学目标,激发每个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兴趣、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分三层:基础目标、中等目标和高等目标,据此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来达到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从而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遵循高职教育理念,树立能力本位观念,准确进行师生定位

　　遵循高职教育理念就是坚持“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让学生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边学边用,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使英语改革具有高职实用特色。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正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通过鼓励、帮助、引导学生参与英语活动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要为学生创造展示自己特长的舞台,使学生在英语活动中增强信心。因为语言不是“教会”的,主要是“练会”的,有趣而具有挑战性的练习会增加学生的信心、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其次要准确进行师生定位,重视情感因素在学习中的作用。许多学生的学习心态急躁、自信心不足。布卢姆的研究证明,造成学生学习差异的25%的因素是由情感前提特性决定的,如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学习习惯、方法,个人的毅力及信心等,都决定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设法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时,应当注重提高学生对英语的认识,培养兴趣,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给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帮助。积极的情感介入可以增强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良好合作,增强学习者英语学习的热情和信心。

　　(三)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倡导多样的学习方式,改革测试方式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兼顾学生的不同需求,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知识基础选择相应的方法,克服传统单一的培养模式和学生差异性之间的矛盾,也符合社会多人才多样性的需求。

　　1、大力提倡有指导的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掌握科学的自学方式将使他们终身受益。例如:提前给学生安排预习新课的任务,自学新的单词和短语,提前了解课文内容,并要求他们带着问题上课。这样长期坚持就会帮助学生提高自学能力。这在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都有重要作用。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同时,利用网络提供音频、视频等资料延伸课堂容量,开阔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英语语言应用水平。

　　2、弹性分组的合作学习是高职英语人才培养的主要形式

　　在合作学习中,同学们互相协助,通过提高个人的学习效果达成团体的目标。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能力、合作程度、兴趣等进行分组。学生可以自己选择伙伴学习,也可单独学习。进行活动时,先由学生分组讨论再实施个别提问,这样的活动安排会给基础差的学生一个回忆、思考和向别人学习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他们对英语的畏惧,提高成功率。合作学习的评价标准和奖励依据是以小组为基本单位,是一种按照小组总体成绩来进行奖励的教学策略。小组合作学习一方面培养学生用英语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精神和能力。不管在学习中还是在今后工作过程中,它会使参与者产生归属感,更乐意参与并容易树立自信心。

　　3、小组调查法是一项小组合作探究、讨论和设计相结合的学习活动

　　让学生在课外调查和集中资料,在课堂上报告、展示和评价调查结果。首先安排好学习任务,各组再将任务落实到人。课后开展调查,包括查阅资料或社会调查找到与话题相关的材料,或通过采访了解情况。调查结束后,各组利用课余时间整理,集中资料以准备小组报告。最后,各小组派代表向全班介绍、交流或展示。小组调查法有助于同学之间的协作、互助,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改革测试方式

　　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评价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多维评价方式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积极性,是一项成功的激励机制,也是学生发展的需要。差异评价不仅要关注学习结果,而且要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这样对学生的评价更为全面。包括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这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平时更努力地学习,避免了单一评价模式的偶然性结果,起到了“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的作用,有利于反思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三、结语

　　通过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目标,深化高职英语改革,克服了传统的高职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病,学生的个性和差异性得到尊重和发扬,符合为地方经济输送不同专长人才的需求,是一种符合高职院校英语现状的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英语改革只有坚持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才能使地方经济发展因获得人才和智力支持而更快更好地发展,而高职英语可以在地方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而得到更大的发展,两者只有互相依存,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共同进步。

【篇5】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到来之际，上海财经大学部分教师完成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新中国经济发展史1949—1998》的编写任务，该书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基金资助下得以出版。作为一种尝试，该书的编写按照行业的体例进行，编写完成后，编写主要成员在讨论中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即今后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进行的时间概念，每5年对该书进行一次修订和补充，以便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史的编写能够延续下去。

【篇6】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宣告了中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不完全，所以还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说明了全国胜利解放后解决土地问题及社会经济中存在的成分，即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强盛。关键词：经济过度经济发展建设新时期

　　前言：国家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过度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中国吸收前苏联的经验同时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在社会建设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当中国从社会危机中度过时由于正确的领导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是中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正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重要任务。在经济恢复工作中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革命和生产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

　　1）恢复和发展。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国民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完成了第一项历史任务，而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第二项历史任务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2）历史与人民的选择。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值中的比例为26.6%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为35.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还落后于印度。如钢铁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在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3）过渡的道路。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粮食从1.6392亿吨增至1.950.5亿吨；钢从135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

　　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

　　1）良好开端。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路线中，大会坚持既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在大会中陈云提出“三个个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从而突破传统观念，为探测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2）索中的严重曲折。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但是忽略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从而在同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而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而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府撤走全部专家，使得中国经济早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3）建设与探索的成果。从“一五”时期到1976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但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较快。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是起，累计达4956.43亿元。

　　3.改革开放新时期

　　1）伟大的历史转折。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讨论了从1979年起吧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和实行改革开放上的战略上来。

　　2）新局面的展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万个，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形成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式，设立了海南、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在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十四大的精神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4）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八、九、十章）《中国发展史》

【篇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中国历史，从夏朝算起至今，有近4100年。从古至今，中国的经济呈现波浪式的发展，而改革开放的出现，给新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古代中国：封建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时期，从神农氏教耕作，再到春秋战国开始使用铁，而生产力大大提升。而到了唐代，经济尤其突出。

　　在那时候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并且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

　　但到清末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的加深，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但仍无法改变当时的经济处于下坡路的现状。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中国市场，向中国输出商品，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创办了一些船坞和工厂，促使自然经济的解体。

　　到了19世纪中叶，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从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了近现代中国，人民民族复兴，民族崛起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从而出现了洋务运动，国民经济大运动以及计划经济三大改造等。

　　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这一时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时期的经济从整体上看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其经济结构的突出特征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趋向是由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向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过渡。

　　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这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束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时期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如今，中国经济取得了三个来之不易的成就：第一，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控制在预期范围之内;第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第三，就业状况符合预期。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利润生产完成了统治中国社会的大业。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化生产的范围从2001年加入WTO之前的一国扩大到了全球，十几年来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的经济已经同全世界结成统一整体，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和“中美国经济体”的重要一环。

　　新冠疫情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彰显

　　而在2020年，受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影响，各行各业停工停产，疫情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极大。在本次疫情中，传统服务业几乎完全停摆，酒店旅游业整体上都已经停业，交通餐饮业也是苟延残喘，运行越多亏损越大，处在被动运行阶段。

　　面对重大冲击，中国经济在经历年初的“深蹲”之后迅速恢复，走出了一条令人振奋的V形曲线，逐个由负转正的经济指标印证着中国经济稳健前行的步伐。与此同时，民生指标不断改善：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明显高于预期目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如期实现。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发展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前方依然有风险挑战。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中国经济将继续书写高分答卷，创造新的辉煌！

【篇8】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他表示，我们把今年经济增速定在6.5%左右，其实，增长6.5%这个速度不低了，也很不容易。今年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这是很大的外部风险。对中国来讲，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我们保持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本身就是在为世界稳定做贡献。
　　鉴于中国经济的潜力、韧性和优势，这一目标完全能够实现，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更加光明。
　　从经济潜力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十分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111元，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需求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投资亦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虽然近三年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尤其是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以及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所孕育的潜在投资需求，完全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纵深空间。
　　从经济韧性看，中国经济的支撑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中国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加快形成。2016年全年新登记企业增长24.5%，平均每天新增1.5万户，加上个体工商户等，各类市场主体每天新增4.5万户。新动能正在撑起发展新天地。随着“互联网+”行动和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制造2025》的全面实施，“双创”政策措施的落实和完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明显上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柔性将进一步增强。
　　从经济优势看，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更加凸显。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和显著的制度优势。不可否认，传统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已经削弱，但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整体上看，规模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增加了中国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大量培养，为大批技术工人特别是研发人员的供给提供了坚实基础。除了人力资源优势，还有市场、基础设施、政策调控等优势。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
　　中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充裕、市场规模庞大、产业配套齐全、科技进步加快、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经济发展具有良好支撑条件，宏观调控还有不少创新手段和政策储备。我们坚信，只要牢牢把握“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依靠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优化升级，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这五条基本要求，挖掘潜力、铸锤韧性、发挥优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一定能呈现出新景观、新气象、新格局!

【篇9】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夏商西周时期

　　人类从使用棍棒、制造石器求得生存和发展时起，到发明和控制用火、发明弓箭、驯养家畜和制造陶器；从农业的产生及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到商品的出现和城市经济的萌芽；从陶器、骨器上的刻划符号到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从茹毛饮血到锦衣玉食；从车辆、舟船的产生到天文、历法的出现，每一种发明，每一个进步，都经历了长期、曲折、艰苦的历程，并付出极大的代价。这一切，都为社会的进步与人类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智慧发展的集中体现，是科学技术的结晶。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发展，包括人口的增殖、人口素质的提高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劳动对象的发展与改变。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但缓慢毕竟也在发展。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比早期的遗址分布更为广泛，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则比旧石器时代更密集，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反映。到了新石器时代，不仅氏族部落的定居营地已遍布整个中国大陆，在高山、草原、海岛都有发现，而且黄河流域的不少地方远古遗址的分布数量已与现代村落大致相同。生产工具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十分丰富，每种工具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提高。新石器时代早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磨光石斧、石刀、石铲，到了晚期发展成更为进步的石犁、有肩石锄、有段石锛等，工具的改进无疑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更多地得到开发，也有更多的野生动物被驯养成为家畜和家禽；矿产、森林、江河湖海成为人们索取财富、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在这种生产力逐步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不断取得进步。当黄河流域出现夏、商和西周三代文明古国之际，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已经在北方的辽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纷纷出现，从而使中国大陆的奴隶制王朝得以巩固和发展，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

　　介绍中国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史。

　　（一）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判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所说的劳动资料主要指生产工具而言。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先进的生铁冶铸技术，即出现了铸铁，促进了铁器的普遍使用，并由此推动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就为以后中国强大、长期雄居于东方奠定了物质基础。如果与欧洲相比，欧洲在铁器的普遍使用和冶铁技术方面要远远落后于中国。如公元八世纪德意志人的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有使用石器的记载，1006年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海斯丁斯附近同英军的会战中英军也还有使用石斧的记载。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才逐渐传到西方的。《汉书·西域传》大宛条载：“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师古曰：“汉使至其国及有亡卒降其国者，皆教之也。”从这一记载可知，中国先进的铸铁技术是在汉代先传至西域而后才逐渐传至西方的。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才使用铸铁”。此外，春秋战国时也为漆器、丝织品等手工业产品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汉代这些产品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这些产品不仅为东方国家所喜爱，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方。这说明中国文明在后世享誉世界是有其物质技术基础的，而这种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二）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社会发展上存在着差异。这表现在中国奴隶社会崩溃后转变为建立在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地主制，而希腊则从不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发展为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社会发展的这种差别在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到公元前305年的孟子虽然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义也。”但在孟子的笔下劳力的人主要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个体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而生于公元前384年到公元前322年的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虽然也像孟子一样有一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的观点，但亚里斯多德笔下的劳力者却是奴隶。亚里斯多德说：“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我们可以明白了奴隶的性质和他的本分了：（1）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为奴隶；（2）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3）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凡是这种只有体力的卑下的这一级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而且按照上述原则，能够被统治于一位主人，对于他实际上较为合宜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仅能感应别的理智的，就可以成为而且确实成为别人的财产（用品），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人们宁愿将奴隶这个名称局限于野蛮人（外邦人）……在他们看来，世上有些人（野蛮族）到处都应该是奴隶，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从孟子、亚里斯多德这两位同时期东西方哲学家、思想家看来，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受人统治，这一点上二位是相同的。然而孟子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是个体农民，亚里斯多德心目中的体力劳动者却是主人的财产、工具奴隶。这种差别正是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希腊社会发展不同的表现。

　　（三）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井田制破坏，农民个体经济广泛出现。这一点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和《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尽地力之教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另外，从《墨子》、《孟子》、《商君书》、《荀子》等著作中也可看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这时中国的个体农民对土地已有使用权和某种程度的占有权，并有相当独立的经营权。这种个体农民不像奴隶完全用主人提供的生产条件为主人生产，也不像农奴那样在份地进行劳动和为农奴主服徭役时二者在时间、空间上是分开的为农奴主劳动时没有积极性。这种个体农民由于为统治者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和为自己所进行的必要劳动在时间上、空间上是一致的，劳动收益好对统治者和自己都有利，所以生产积极性高。而且个体农民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也促使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拚搏。《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手耕稼树艺而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力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个体农民比奴隶、农奴生产积极性高。同时，还应看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从事的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这种经济是封闭性的，对外部条件要求低，不像商品经济那样生产的目的为了卖，需要销路和原料来源，一旦销路和原料来源断绝，生产就无法进行。所以，这种农民个体经济有很高的稳定性。另外，这种经济所需要的固定资本少，科技投入少，在遭到破坏之后恢复起来容易。中国后来的长期封建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之上的。

　　（四）中国春秋战国与同期古希腊相比，在经济上还有一个重大差别，这就是希腊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比中国发达。希腊的奴隶制度是一种“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赚钱，生产品的很大部分为了卖。这与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是个很大差别。二者相比，希腊的奴隶制经济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商品经济下断绝销路和原料来源无法进行生产的缺陷，所以希腊奴隶制经济有其脆弱性。相反，中国春秋战国形成的个体农民经济不仅自身稳定性强，而且由于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对它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所以显得非常坚韧而能长期延续。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农民经济有其发展的缓慢性和停滞性。由于这种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自己的消费，生产多了劳动价值得不到实现，所以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十分缓慢。相反，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为了卖。

　　因此只要有销路和原料来源生产就可以迅速发展。而且，由于商品生产的开放性，它可以利用外地的市场、原料、劳动力来迅速发展本地经济。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这种优越性在欧洲后来得到了充分显示。14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时欧洲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从15世纪末新大陆发现和新航路开通后，西欧国家把商品交换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商品交换，从掠夺殖民地和贩卖黑奴的罪恶行径中积累了资金，并为本国产品打开了市场，找到了原料来源。这大大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的发展。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此后约一个世纪，英国又发生了工业革命。而15世纪后中国却在自然经济统治下缓慢爬行。及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落了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因此，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广泛的农民个体经济是和我们民族兴衰荣辱密切相连在一起的。

　　秦汉时期

　　秦汉经济史

　　回顾秦汉经济发展的历程，可知始终是在政治干预经济的状态下进行的。由于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迫使封建统治集团对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进行干预，以使社会经济朝着有利于巩固封建统一的轨道运行，于是形成了封建经济的自然发展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矛盾，也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国封建政权和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为封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便和可能。正因为如此，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才能够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集中经济力量创造人间奇迹。然而，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又因其盲目性，往往导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激化，致使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大动乱和国民经济的崩溃。秦汉时期这种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波浪式前进的“同一”趋势，而且也铸造成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首先是家庭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然后是国家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最后是地主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的同一。这种社会生产结构在家庭、国家、田庄不同生产单位的同一状态，进一步弥合了社会生产的自然分工，使商品经济日益屈从于自然经济，形成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同一；土地所有制国有和私有的同一，国家政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同一，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同一。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同一”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

　　第一，从宏观上说，由于战乱不断，这一时期的经济，在纵的方面，表现为艰难曲折、波浪式的前进。在北方，东汉末年大破坏之后，有三国至西晋太康时的发展；西晋末年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中，还出现过后赵、前秦的两度统一和经济上的两度复苏；十六国时期的大破坏之后，经过缓慢的发展，出现了北魏后期的繁荣；魏末大乱后，又有齐、周时的发展。在南方，有孙恩、桓玄时的变乱、宋魏战争、侯景之乱等的大破坏，也有东晋太元、宋元嘉、齐永明和梁武帝前期的发展。横的方面，由于北方的屡遭破坏、江南以及东北、西北的发展，向着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跨进了一步。

　　第二，上述经济的前进与后退，都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相关。国内外相对安定，经济就前进；否则就停滞、后退。经济的发展从来不是与政治无关，而是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相配合。北周的成功，是这方面一个最好例证。

　　第三，发展经济要同本国实际结合才能奏效。曹操把汉代在边疆屯田的经验，同曹魏统治区内人民流亡，“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现实结合起来，在内地实行大规模屯田，取得成功，最具典型意义。吴、蜀发展经济的措施与曹魏不同，也收到一定的效果，都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措施适宜的结果。

　　第四，经济的持续深入的发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革来推动。北朝的经济，魏孝文帝的改革给了第一次巨大的推动。但如果没有西魏北周宇文泰、苏绰、周武帝的继续改革，其成果也许不能获得保持和发展。

　　第五，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经济内部而言，也需要许多措施的配合。如农业的发展，就与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等密不可分。

　　第六，江南的世族豪强经营园、墅，不只重视谷物的种植，平原土地的利用，而且注意山泽的开发，实行多种经营发展大农业，很有启示。肥田沃土，固然是宝贵资源，山林川泽，因地制宜，也都可以生产财富。

　　第七，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专制集权较弱，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代。因而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也相对宽松，经济活动也比较活跃。这在南朝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对外交往方面，孙权能够敞开国门，面向大海，利用舟楫之便，积极向海外开拓，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很有典型性和启发性。其后，南朝各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北方，即或如十六国的大动乱时期，也同西域保持着交往。这是中国的好传统。

　　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光辉灿烂的一页。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隋唐五代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一个巨大转折时期。自晋王朝被逼南渡，中原地区原来居住和从边远地区南进到中原的各民族展开争夺华夏大地的战争，连年战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五胡十六国，极混乱纷争的局面。以后由南进的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它原是游牧民族，从原始公社制习惯出发，统一中国北方后，经济上的任务首先是把大量荒地计口授田，施行了均田制。并且积极推行汉化，这一点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北魏政权最后还是被高氏集团建立的北齐，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所代替。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东晋南渡在客观上把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南方，而且把大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也带到南方，使南方迅猛的赶上北方，后来终于超过北方。淝水之战，阻住了北方羯族和氐族两个异民族的南下，使南方一直到隋、唐、五代都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经济发展有一个和平祥和的有利条件。南方经济发展极不统一。虽无大的战争，但却并不统一，政治也不稳定。经过了宋、齐、梁、陈，最后让北方来的继承了北周的隋统一了全国。

　　隋所以能统一中国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是北方高于南方。就以穿的来说，丝绸是北方生产的，南方只是麻、绵布。在北方建的赵州石桥反映了北方建筑水平，南方当时还处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隋书卷24食货志）。所以决定的因素还在经济。

　　隋朝在战乱中创立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了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变革。隋的统一全国为唐代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应该一提的是隋朝使大陆与台湾关系进一步密切，隋炀帝派使者二次去台，到唐时把台湾划给岭南节度使管辖。经隋派兵进驻，到唐则完成了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

　　唐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南北经济均有发展，更主要的是南方经济已逐渐成为中国中央政权的主要支柱，成为经济中心。

　　（二）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新的技术给生产带来突破性变化。如造船、建筑、农田水利、造纸印刷术、瓷器、丝织都有创造性发明并向海外流传。

　　（三）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

　　五代十国时间很短，实际是唐代的继续，经济虽因战乱而受影响，但仍然有很大进步，正因为经济的发展才有全国统一的迫切要求，分裂很快被宋统一起来了。

　　宋辽夏金时期

　　宋、辽、西夏、金在中国经济史上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转折表现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和经济格局等各个方面。

　　在经济制度上，土地私有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土地制度的单一发展方向，土地租佃关系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从而把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和对民间土地占有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在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度不仅在宋朝统治的汉族地区得到广泛发展，而且逐步在辽、西夏、金统治下的北方民族地区取得主导地位，这不仅扩大了土地私有制度的地域范围，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土地私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广大农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宋代的社会生产有迅猛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的发展水平都显著提高。这不仅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生产规模的全面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的全面进步，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渗透到各个领域，商业性城镇的大量涌现，全国性商业网络的初步形成。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及其内部的各个部门，既逐步分化、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体系。所以，宋代的社会生产同唐代相比，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明显的、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在质的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随着汉族对北方民族影响的增强，北方民族也开始被纳入这个新的社会生产体系之中。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漫长过程也完成于这个时期。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下，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带的浙西平原，社会生产高度发展，经济极其繁荣，不仅在中国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明显地居于前列。在南宋和金时，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北方经济的萎缩形成鲜明的对比，南方和北方在经济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所以，就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而言，经济的重心已经移到南方。这个经济格局的变化，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就在全国的经济重心移到南方的同时，北方的经济格局在金代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这一局部地区而言，经济的重心由中原移向华北平原。从此，中原地区彻底失去了上千年来在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华北平原在经济上的地位日趋重要。这一变化不仅为以后在统一的政权下南方和北方经济差距的逐步缩小准备了条件，而且为北京成为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在宋、辽、西夏、金时期完成的这些转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或几个朝代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的范围。它们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把自秦汉至清末的经济发展划分为发展与成熟两个阶段的话，那末，宋、辽、西夏、金时期就是后一个阶段的开端。其主要标志是，以农业为主、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保证体系已经趋于完善；从对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已经接近甚至几乎达到了古代的技术条件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平。宋、金以后的数百年，直到清末，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宋代达到的新高。

　　元朝时期

　　元王朝于于14世纪60年代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中寿终正寝。元王朝末代昏君暴吏经济管理的劣行被历代正直的中外史家指责批判。这是应该的。元王朝的灭亡，距今已有5世纪又25年。元代经济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或往事。元代上都荡然无存，元大都故址留下的经济遗迹廖廖无几。不过，整部元代经济历史已成为中外广大元史专家寻觅研究的重大课题。

　　元代经济历史盛世辉煌的经验和衰世急剧崩溃的教训足可成为今人国民经济管理活动的暮鼓晨钟。鸟瞰世界民族之林，任何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或不总结自己民族历史上经济管理得失所在的民族，都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人类漫长的中世纪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经济管理经验无与伦比，罕有其匹。

　　元代经济历史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华民族经济管理历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卓越的军事、经济管理谋略运筹思维，忽必烈多元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模式，元代长期影响后世的经济?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交往、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进步性发展都有重要的、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时代。明代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处于变革的重要时期，有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认真总结，深刻分析、取其精华，以资借鉴。

　　在明代270多年中，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很快，内容丰富，种类庞杂。以明代经济由单一经营向着农、工、商多种综合经营过渡为主要线索，循其运行轨迹，稽其来龙去脉，以纵通为主，纵横结合，力求多视角、多层面展示有明一代经济发展风貌。

　　在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中，强调召军移民开荒屯田的重大经济效益及其对改变全国人口与土地布局和缩小边区与内地经济差距的巨大意义；强调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明太祖经济立法对有明一代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强调田赋“折色”对生产发展的刺激。对于明中叶的经济问题，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动上入手，指出由法制破坏而引发土地兼并激烈，导致农民大量破产逃亡。于是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进行赋役改革，以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维护王朝的统治地位。对于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则紧紧把握住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这一重大课题，重点探讨了商业性农业的掀起、专业经济市镇的勃兴、“一条鞭法”、“计亩征银”的意义以及对外贸易的新发展。对于明末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从政治上的动荡必然导致经济上的混乱出发，着重勾勒了“三饷”加派的严重后果。而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策，则本着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肯定其应有的进步性。

　　封建末期

　　宣统三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卷入战时经济，减少了民用商品的生产，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使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尤其使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还要经过无比曲折和十分漫长的历程，甚至出现痛苦的磨难。但无论如何，辛亥革命的胜利，无疑使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研究清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当代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近代经济现代化历程的自然延续，我们通过研究中国清代经济发展史，可以从中得到许多重要的启迪。

　　清代晚期，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这仿佛给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开了一扇沟通现代化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长期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皇朝臣民，开始看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透过这扇窗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思想，像射进的一束晨曦，唤醒漫漫长夜；像拂来的一缕春风，滋润莽莽原野。透过这扇窗口，中国人才得以不断求索，找到富民强国之门，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不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产生。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则使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扩大。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队伍已约有10万人；到民国初年，近代产业工人约达60—70万人；此外，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也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由于中国工业配置的半殖民地性，中国近代工业高度集中在少数沿海和沿江的通商口岸，而且还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单位。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的诞生和不断扩大，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力量和产业队伍；也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准备了力量，并促使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因为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同时受帝国主义、国内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因此革命性最强，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力量。

　　就在中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袭、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的同时，作为大清帝国的邻国——日本，也碰到了几乎相似的境遇。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之隔，文化渊源相通，就两国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可以说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兴起了一场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的维新运动，史称“明治维新”。这是一场使日本走向世界经济现代化潮流的变革运动。当时日本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明治维新后，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近代工业发展的措施，很快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868—1877年（同治七年——光绪三年），日本新建的、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私人企业为487家，1877—1886年增加为760家。但在80年代前，日本工业仍然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即使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工业中使用蒸汽动力的企业也只占20%左右。日本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的，但到了90年代，棉织业一般也还继续使用手工生产方法。1884年（光绪十年），在日本的全部公司资本中，工业资本只占4.3%，商业资本占7.8%，而银行资本占75.6%。尽管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的时间相近，起点相同，但明治维新截然不同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通过日本天皇“下诏宣政”，破除封建分邦割据制度，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求知识于欧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能够欧化而不同化，并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时，及时调整经济政策，纠正初期不考虑日本与欧美在文化方面的差异，盲目引进而走过的弯路。

　　历史并不偏爱任何民族。中日两国在19世纪中叶曾经处在相似的基础和起点上，但结局却迥然不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历史环境中，顺应了现代化的潮流，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急剧扩大，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大和民族的幸运。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间爆发了长达8个月之久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同时也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成果的一次大检验。其结果，小国打败了大国，藩属变成了殖民者，东方超越了西方。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而且被历史抛在了东方的日本后面。这段辛酸的历史，不仅使我们感到遗憾，也更值得我们不断地思考。

　　民国经济史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使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必须以国家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十分缓慢的状况。没有一个政治上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就不可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正常、健康的发展。

　　第二，民国经济的历史表明，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着中国主要经济部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排斥、打击，阻碍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第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民国时期曾得到发展，这表明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包围打击下，难以得到正常、自由的发展，最后走向衰落。历史表明，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是非常困难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势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迫，阻碍了中国近代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在中国人民进行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发展生产力为主，为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新的经济形式，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只有这种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特殊形式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这就保证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

　　现代经济史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对于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意义是，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大跃进时期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时期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thereformandopening-uppolicy）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它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与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经济建设上逐步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有其自身的特征与弊端。主要是：所有制形式日趋单一化，排斥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经济管理的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只是严重依赖于上级政府的经济实体，或者说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

【篇1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摘要：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始终没有变。我国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本文将从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历程和成就的回顾，总结经验，见证祖国70年的辉煌，祖国的日益繁荣昌盛，坚定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历程;成就;经验

　　 大家知道，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类社会是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国家产生以前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社会制度是在物质资料生产水平低下时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后来具有公共权力的国家制度是随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制度取代了由血缘关系决定的氏族制度。恩格斯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家庭私有制的出现和奴隶阶级的形成是国家产生的前提。

　　 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1949年10月1日，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转瞬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0岁的生日。70年风雨兼程、70年砥砺辉煌，70年见证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日益强盛和辉煌成就。在今天，这一特殊的历史史刻，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祖国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成就，总结经验，继续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斗！

　　 一、回顾7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成就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從1949年建国初期至1957年，是我国经济发展从一种经济形态走向另一个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形态由旧中国的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建国初期，由于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导致我国这一时期的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但是，1950年，我国政府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以及社会改革。尤其是通过土地革命和接受国民政府的财产使我国的经济发生巨大的转折。

　　 二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时期。1952年，我国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历史的最好水平。从1953年开始，我国又进行了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到1956年，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1952年到1956年4年间我国实现了GDP平均每年增长10.9%。这4年间，农民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了25.8%，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较快提高。

　　 第二阶段。从1957年到1978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经历曲折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主要是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一是1957年冬开始的“大跃进”，随后在1958年全国各条战线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农业上，农业产值大幅度减少，原有的正常的经济体系也遭到破坏，原有的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民加入到组织中来。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又面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直到1960年冬，才迎来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转变时期，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由此引起大调整，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1月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直到1964年，国民收入的绝对量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二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迅速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从1969年4月九大到1973年8月十大为第二阶段。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从1973年十大到1976年十月为第三阶段。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7年国家由乱到治 ，经济开始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以重新工作，从而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仍取得了进展。这一时期GDP年平均增速仍为6.1%，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1979年以后，中国走上了更加务实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开始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问题得到大幅度解决。中国农村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并得到普遍推广，经过农村改革，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业生产也大幅提高。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广州、上海并发表重要的“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1978年中国GDP为4.9%，中国人均GDP仅占世界平均人均GDP的22.1%。2003年中国GDP为15.1%，中国人均GDP占世界平均人均GDP的73.7%。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差距迅速缩小。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转折性变化。200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中国在GDP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世界经济舞台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总结经验、砥砺奋进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0年的历程证明，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成就，就在于执政党的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于执政党的正确经济思想指引。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绝大多数人享有民主，只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的政体。在我国人民选举自己的代表，代表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我国执政党的宗旨和性质决定的。70年我国经济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没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

　　 3.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问题关乎命运，国家的命运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建国后，一个全面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便迅速建立起来，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是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如火如荼地进行，也才能铸就祖国今日的辉煌。

【篇11】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9月26日本人参加了县委中心组理论扩大学习会，认真聆听了南京大学洪银兴书记的讲座，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结合工作实际，本人有了进一步的思考，现将学习体会汇报如下: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即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就应当以科学而冷静的态度直面现实:第一，要从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结中挣脱出来，以平常心态对待一个并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确实有效的增长速度。要重塑经济增长的心理底线，认清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清楚地把握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创新，是调结构，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即通过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提升带动经济发展，而不是水平结构，即平面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更不能迎合错误的速度情结而盲目刺激。必须明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就业，但这种就业应当是货真价实的就业，而不应当是伪就业。
　　第二，在“新常态”下应当抓紧完成旨在建设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微观层面的事，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使然。要正确处理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看，相当多的宏观调控是顾此失彼、按了葫芦上来瓢，我们切不可过高估计了宏观调控的作用，更不能让宏观调控耽误了我们的改革。
　　第三，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激发大众的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一个产业空间很大，跟到人家后边模仿着做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创新就不能发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安排，例如平等进入、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淡化官本位;鼓励适当的冒险;包容各种创新伊始的“异端”;杜绝各种寻租的机会，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真正的创新而不是官商勾结的寻租。

【篇1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26日上午，南京大学洪银兴教授给我们作了题为如何在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报告。洪银兴教授站在全国经济发展现状的高度，直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状况，科学地、贴切地分析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用详实的数据说明了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发展的新常态，用深刻的理论论述了如何适应新常态，加快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洪教授的报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于如何加快我县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我认为应该结合泗阳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泗阳发展的设想。我有一些体会:
　　首先，当前我县已有的产业和发展情况来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我县的第三产业一直不太景气，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消费不足，消费主要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真正用于购物、娱乐和高档消费的并不多，所以繁荣商业和服务业应该优先考虑。修建超豪华的休闲、娱乐场所不仅可以吸引外地客商，还可以促进本地人口的消费，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如修建超豪华的歌舞厅、酒吧、茶吧、新华书店、游乐园、商场等。变星罗棋布为旗舰式引领。
　　其次、随着泗阳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生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对树木、花草的需求量上升，对绿色、环保的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泗阳具有较为丰富的农业资源，但是成规模的、有影响力的品牌较为缺乏，发展现代农业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最后，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推动科学发展，说到底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幸福日子。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真正把群众的事情当回事，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如果心里没有群众，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就不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就谈不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新常态经济”着力加强民生工作，建立健全民政救助体系，对符合条件弱势群体应保尽保，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解决优抚、安置、低保、医疗救助等问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和扶贫工作开展，抓好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都是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和必然结果。
　　泗阳的发展要作长远的规划、合理的安排，要逐步地去实现，要根据财力状况实现渐进式地发展，泗阳才会越来越美好。

【篇1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摘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宣告了中华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经济体制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不完全，所以还要完善。191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说明了全国胜利解放后解决土地问题及社会经济中存在的成分，即社会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以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要目标，实现民族复兴与强、强盛。关键词：经济过度经济发展建设新时期

　　前言：国家从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过度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中国吸收前苏联的经验同时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在社会建设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当中国从社会危机中度过时由于正确的领导与中国国情相符合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是中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正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但是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重要任务。在经济恢复工作中没收官僚资本，在企业内部开展民主革命和生产革命，确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1.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发展

　　1）恢复和发展。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国民统治时期最高水平）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均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最高水平。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工资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以上。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完成了第一项历史任务，而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第二项历史任务被提到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上。

　　2）历史与人民的选择。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完成时国家工业化水平较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值中的比例为26.6%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为35.5%。1952年中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甚至还落后于印度。如钢铁产量，美国为538.3公斤，印度为4公斤，中国为2.37公斤；发电量，美国为2949度，印度为10.9度，中国为2.76度。在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建设的中心环节，特别是大力发展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国防工业、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学工业。中国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建设从此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3）过渡的道路。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一五计划实施前的679亿元，跃升到1957年的1068亿元；财政收入从1952年的183.7亿元增长到1957年的310.2亿元。这一期间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粮食从1.6392亿吨增至1.950.5亿吨；钢从135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

　　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万吨增至5.5万吨；发电量从73亿度增至193亿度；货运量从3.516亿吨增至8.0365亿吨同时对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业赎买政策。从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定。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

　　1）良好开端。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路线中，大会坚持既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方针。在大会中陈云提出“三个个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为补充。从而突破传统观念，为探测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2）索中的严重曲折。1957年“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但是忽略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从而在同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而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而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府撤走全部专家，使得中国经济早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3）建设与探索的成果。从“一五”时期到1976年，尽管经历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但是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较快。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从“一五”时期起到“四五”是起，累计达4956.43亿元。

　　3.改革开放新时期

　　1）伟大的历史转折。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上讨论了从1979年起吧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和实行改革开放上的战略上来。

　　2）新局面的展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万个，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形成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式，设立了海南、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在1984年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决定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初中共中央根据十四大的精神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4）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参考文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八、九、十章）《中国发展史》

【篇1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从公布的这些数据来看，尽管不及市场预期，但是有一些亮点，特别是全球主要国家经济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公布的数据更是显得鹤立鸡群。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第三季GDP按年增长4.9%，略低市场预期的5.2%，但比第二季的3.2%升幅已明显加快。累计前三个季度，中国GDP终于恢复到正增长，录得0.7%的按年升幅。而且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出口贸易、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消费零售额、国内投资等都由负转为正增长。所以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也显示，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中国将是今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增幅有望达1.9%；2021年中国经济增幅有望达8.2%，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IFM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公布之后，国内舆论一片看好，认为中国经济有韧性，能够应对来自各方的巨大风险。不过，当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逐渐走出今年全球新冠病毒疫情阴影的冲击与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今年的新冠病毒疫情后，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疫情能够以科学的方式得到控制，这是整个国家经济能够逐渐的复工复产、从疫情危机中走出的前提。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上控制比其他经济体要好，所以，中国经济能够最早从疫情的经济危机中走出。

　　二是利益于进出口贸易增长并远好于预期。本来，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全球各国的许多商业活动突然停止，需求萎缩、供给中断，全球之间的贸易立即停止。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中国进出口贸易垂直式下降，但是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职能并没有由此减弱。反之，中国出口从4月份开始连续6个月出现了正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前三个季度防疫物资拉动出口增长2.2个百分点，海外对防疫物资的需求急增，当中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医疗器械、药品的出口增长36.5%至1.04万亿元；二是同样是由于疫情爆发，导致“宅经济”的出现，其商品推动出口增长1.1个百分点，这个时期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家电等相关商品出口达8808亿元，上升17.8%；第三是中国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令出口订单增加。可以说，就目前全球的情况来看，估计疫情在短期内难完全得到控制，全球各国在这些方面对中国商品需求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中国出口仍然会保持一定的增长势头。这对短期内中国出口仍然是有利因素。

　　三是在政府托市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复苏。第三季度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5.6%，增速比上半年提高3.7个百分点。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1.8%，降幅比上半年收窄；商品房销售额115647亿元，增长3.7%，上半年为下降5.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由于从2016年以来中国的住房销售每年都在历史记录，住房销售规模越来越大。而中国的住房交易是采取预售制，即先收款后交货。所以，只要疫情得到控制及复工复产，住房开发投资增长是必然（即收款后要建造好房子交货）。还有，尽管中央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一直在强调“三稳”（即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但无论是信用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还是地方政府各种托市刺激，从而使得疫情后各地的房地产投机炒作还是盛行。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住房的销售面积是在下降，而住房销售金额则在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还在上涨；意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性质并没有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而改变，反之这个市场同样是投机炒作为主导的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只要房价在上涨，投机炒作者就会利用银行优惠的金融杠杆涌入这个市场。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拉动各地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动力。

　　四是同全球各国一样，数字经济同样成了应付疫情保证经济基本运行的重要方式。比如，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增加值增长15.9%。“宅经济”同样成了国内经济增长发展最快部门。而且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的大众化远超过其他国家主体经济，它在疫情爆发后对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会更大。再加上中国号称为“世界工厂”，具有完整现代制造业体系，这些因素都成了能够保证中国走出疫情困境的动力。

　　但是，中国这种经济格局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吗？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隐患又在哪里？可以说，尽管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经济与消费也在全面恢复，但进入秋冬季节后，中国疫情的防控同样面临着再起风险，加上全球疫情居高不下，还在扩散蔓延，这将加剧全球经济衰退，也可能冲击中国外部需求，拖累未来中国出口。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居民消费仍然是十分疲弱的。比如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3.3%，仍处于低水平恢复，而且首三季仍按年下降7.2%。还有，从前三季度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尽管这个数据同比名义增长了3.9%，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但其水平之低难以刺激居民消费的增长。比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821元（每月36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97元（每月1360）。这样的一种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加拿大相比，实在是低得可怜。今年疫情爆发以来，加拿大的失业人口每个星期可领取政府补助500加元（每月2000加元以上，以现在汇率计算相当人民币1万元以上），一直可维持到2021年3月底。就目前的物价来说，以折合人民币计算，加拿大的猪肉、牛肉、粮食、品牌衣物等价格都比中国的价格低。加拿大居民这种一般性消费根本不是问题。加拿大是这样，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中国居民如此低的可支配收入，其消费力从何而来？所以，最近中国政府提出要建立起内循环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而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如此之低，其消费力增强成为最大障碍。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年青人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因素的挤压，更是让其消费力降低。可以说，这既是确定国内内需为导的内循环经济的主要障碍，也是中国经济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隐患。

　　所以，中国要发展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循环经济，并非仅让经济循环流畅，更重要的在于提高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力，特别是农民居民的消费力。就目前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而言，他们的收入水平远无法启动消费为主导的内循环。中国只有进行一系列的重大制度改革，增加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整个国民的消费力水平，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篇15】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2021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

　　我们先谈一谈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调整。世界大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布局，还有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来看，“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

　　从近30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5.5%。但是除去2020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10%。

　　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201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1.5万亿美元左右。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42%，仅有8590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2290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的增速。2020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2020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144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21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5.5%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是国际分工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进、交叉融合，科技创新进入了大融通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了深刻重组。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内顾倾向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优先方向调整，所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将发生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

　　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我国仍处在成长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我国仍处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变，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

　　《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年度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年度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

　　二是我国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新发展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意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54.5%。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40%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10%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50%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6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60%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

　　从贡献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分解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最大的。由于这种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务业成为过去几年吸纳就业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的服务业来创造就业。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1300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这种两头在外，也就是市场和资源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近年来明显减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安全的风险增大。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8.7%，接近10%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2020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3000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2.0%。2020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101.6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14.7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的均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现在被提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过去在持续提升，已经超过50%。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占比仍相对偏低。

　　从生产角度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从支出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60%。所以，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跟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再过分依靠投资、工业。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应对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也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主动选择，更是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因此，必须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要求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我们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以往看重国际市场为主，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有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我国有14亿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4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70%。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四五”期间，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最终达到1.2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同时我国还有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40万亿人民币。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39万亿元人民币。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大概是6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和美国现在的市场规模相当。但和美国相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建设都将不断释放出投资需求潜力。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力。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扩大内需，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底气。

　　但是当前，我们的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有很多门槛，要素商品流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另外，我们流动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较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持续下降，但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2019年，我们的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4%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8%。所以，我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费用。

　　当前，我们的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均衡，这均妨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较多。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也制约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的释放。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改革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潜力。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效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和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机制，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进一步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量升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像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们在落实扩大内需方面有一系列的举措，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以外，我们在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的举措。扩大消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近年来，我们的最终消费比重已经超过50%，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剔除政府消费后，我们居民的最终消费还低于40%。也就是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除了稳投资外，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除了从营造消费环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有效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20年有明显回落。所以，这既不利于当期经济可持续的恢复，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将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还是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转起来。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循环起来。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特别是一些传统低端领域的产能和供给持续过剩，而很多新兴的高品质服务供不应求。所以，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国内循环之所以存在很多堵点和断点，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国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有时，国内的商品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国外去采购。

　　要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的供给体系能适应国内需求的需要，那么庞大的国内需求就会刺激我们的供给不断创新，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也就会更好地发展起来。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的判断是，矛盾主要还是在供给侧。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是扩大内需，而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内需供给就很难能支撑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品种，提高它们的质量和品类。“十四五”时期，我们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用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将进一步强化。当前，国际上围绕着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在不断加剧，我国正处在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阶段。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卡脖子”问题还比较严重，所以，断供风险难以完全排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已成为重大课题。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是一个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也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战略支撑，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强化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的保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还可以依托国家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在加强科技创新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部署。

　　从“十三五”以来，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不断加大投入，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剔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以外，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贡献是来自科技进步方面的。我国科技的不断提升，与我们加大研发投入经费有关。

　　此外，无论在加强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是市场引导企业创新主体以及激活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等方面，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四是要发展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既面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快向各产业渗透和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约束强化的巨大挑战。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是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加快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将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应用阶段，成为驱动产业变革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十四五”时期将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行动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以提升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为导向，把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依托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平台，推动企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等有效集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五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机构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去搞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最终也会危及到金融自身发展。因此，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形势，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2020年，从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普惠金融大量发展，引导更多金融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不断降低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严控资金流向房地产、股市。“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综合施策，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从宏观层面看，重点做好金融领域跨周期政策设计，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使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入激励相容机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多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支持创新层面看，我们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优化结构层面看，我们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从完善货币、监管、税收等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实施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统筹规划建设管理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确保金融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从防控风险层面看，我们要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方针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加快构建宏观审慎加微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六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特征更加鲜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搞封闭的内循环，畅通国内循环与参与国际循环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割裂或对立的。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有利于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循环。

　　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循环，可以更好地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力。

　　因此，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十四五”时期将以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为方向，健全制定内外贸、内外资统一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限期废止或修订同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法律法规或条款，加快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制度保障。

　　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更高水平更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务领域开放，促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通”合作，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扩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篇16】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从古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了19世纪中叶，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促成了其封建经济的解体，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制度安排，从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近代前期（1840—1919年)

　　1)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品冲击下，中国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2)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外国商品进口增长3倍，中国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以资本输出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3)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了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军事工业和以利润、市场为基础的带有封建性的民用工业。

　　4)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外商企业利润的刺激和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诱导，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工业有了—却步发展；1912—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短暂的迅速发展，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和面粉业。

　　该时期并存的几种主要经济形式

　　1)主要经济形式：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自然经挤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起到抵制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自然经济产生解体作用，后又由于中外反动统治的需要，这两种经济也出现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自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及外国资立主义经济的刺激下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经济的产生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起到抵制作用，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二)近代后期(1919——1949年)

　　1)国民政府建立后，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扩大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抗战时期，日本对沦陷区进行了野蛮的经济掠夺；抗战胜利后，美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

　　2)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整顿税务、控制金融、改革币制等措施，建立了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大量社会财富消耗在战场上，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3)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摧残，日益萎缩，抗战时期，民族工业遭到破产，解放战争时期，又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4)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根据地人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还领导军民进行了经济建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并组织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解

　　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

　　该时期并存的主要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又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其它四种经济形式都对自然经济起着瓦解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相互勾结、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夹缝中生存，同时又具有依赖性，但由于受到剥削、压制而日益萎缩。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中外反动经济的重大阻碍，但它是最革命的经济，日益改变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

　　(三)过渡时期(1949年至1956年)：

　　解放后，人民政府没收国民政府的财产和官僚资本，将他们的企业比较完整地转为社会主义经济。

　　1950年～1952年，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

　　1949年～1952年，人民政府还通过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精简整编国家机构、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等措施，使国家财政经济取得了根本好转。

　　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底，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本上被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

　　经济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主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大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1957年，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指标，一般都大幅度超额完成。

　　该时期并存的主要经济形式及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2)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位，其余四种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并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其趋势是最终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

　　(四)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1978年):

　　从1958年起，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由于党中央及时采取了措施，从1962年起，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

　　196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由于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的努力和广大群众、干部对“左”倾错误的抵制，经济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经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

　　2)相互关系：两种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

　　(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随后在城乡逐步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又分别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综合实力跃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科技水平明显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强，外贸发展速度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发生巨大变化。对这些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制度变革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是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资本高速积累、劳动力不断增加、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导的需求结构的变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该时期并存的经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1)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

　　2)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主体，其余经济为辅助，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重要补充，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服务。六种经济形式并存，形成竞争格局，既推动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完善，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1978～2007年的三十年间，我国经济以年均9.85％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这在世

【篇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机遇和建议

　　摘要：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机遇的同时，我国经济也受到了国际形势的巨大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各国经济发展明显失衡、贸易摩擦的案例时有发生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种种因素都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展开浅要的分析。

　　 关键词：国际经济形势；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尽管国际经济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增长，但是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有些复杂多变。各个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和投资环境的动荡不安是当前国际经济局势的主要特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债务危机，给国际紧急局势的稳定蒙上了阴影。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经济必须依赖于稳定的经济形势。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经济都受到了明显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同样如此，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已是大势所趋。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经济局势的变化势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走势。因此，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要时刻关注国经济形势的变化，明确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以便制定与之相适应的国策。

　　 一、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浅析

　　 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必须对国经济形势有准确的把握，获得国际金融、货币、各国政策等经济信息的第一手资料，认清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金融危机的爆发，任何一个国家能不能独善其身，它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和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经济增速放缓是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必须面临的问题。随着全球各国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经济复苏的迹象很明显。分析国际经济形势主要看经济影响力较强的美国、欧洲地区和日本。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美元是世界最主要的流通货币，美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关系到的不单单是本国的稳定与繁荣，更关系到乃至全球各国的经济利益。在经济危机的后期，美国经济止住了经济下滑的趋势，经济开始有缓慢的增长。房地产的萧条状况得到扭转、国民的就业情况得到改善，种种利好的经济现象，为改善国际经济严峻的形势打下了一支强心剂。与美国经济形势不同的是，欧洲的经济发展却是另一番景象。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分严峻，经济发展速度持续走低、欧元表现状况不佳、人民的失业率节节攀升、许多企业都申请国家的财政救济，经济发展水平的降低延缓了国际经济复苏的进程。日本经济也处于缓慢增长的阶段，目前日元持续贬值，但是日本政府积极地货币政策，降低了货币贬值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各国和各地区经济状况悲喜交加，但是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处于复苏的阶段，经济形势日趋稳定。

　　 二、国际经济形势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中国的经济比较坚挺，虽然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总体上在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稳步前进。国家制定了完备的经济发展战略，保就业、促内需等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在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下运行。我国的就业率稳步提升，房价得到有效的遏制，但是这不能说明我国经济是完全健康的，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明显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问题

　　 宏观调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引导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过于迅猛、CPI指数依旧保持过快的增长势头，不仅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也让政府宏观调控工作压力重重。尽管领导人审时度势，制订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这问题得到了缓解，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还是出现了显著的下滑，经济发展的质量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

　　 （二）贸易出口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出口的产品价格低、质量好，受到了国外消费者的青睐。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出口商品的增多，这给国外的当地企业形成明显的冲击。出于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要国家，以各种借口给中国的企业设置了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市场盛行，我国企业和外国市场的贸易纠纷案件时有发生，导致许多国内的公司很难进入国外的市场，这对公司的发展是不利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三）货币问题

　　 稳定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稳定的运行，我国一直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外资、技术源源不断的涌入中国，加以全球汇率的波动使得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我国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近些年来美元的贬值也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国债损失。

　　 三、结语

　　 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走闭关锁国的道路，必须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国经济的稳步前进需要稳定的国际经济形势，当今的国际经济局势处于稳步复苏的阶段，这对我国来说是利好的消息。认清国际经济形势、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制定发展国策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马建堂.关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几个问题[J].统计研究，2013（01）.

　　 [2]胡振虎.世界经济形势、政策走势与中国对策[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