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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外交历史经验》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习感想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中国外交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新中国从被包国、封锁到全面融入世界，成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中的重要一员。

　　一、党领导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

　　新中国成立前，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反对外来侵略与干涉的斗争中，逐步与共产国际等外部力量展开交往，提出了制定对外改策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成立了外事工作机构，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思想、组织和人才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我国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奉行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外交政策，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在对外政策上调整了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改策，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领导新中国外交经受冲击、应对危机，取得巨大成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志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深入开展全方位外交，我国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与日俱增。

　　二、党领导新中国外交的辉煌成就

　　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外交为维护国家独立、实现民族振兴、推动人类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捍卫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我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并保持繁荣稳定；挫败境外“藏独”、“东突”等敌对势力的反华分裂图谋，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1次挫败反华提案；先后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通过友好谈判彻底解决边界问题。

　　2、推动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全面发展。我国逐步扩大对外交往，建交国已达171个，同各国家、各地区的互利合作实现飞跃式发展，文化交流蓬勃发展，民间往来日益活跃，形成“中国的朋友遍天下”的可喜局面。

　　3、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多边条约，成为现行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建设者和改革者。

　　4、确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化外交布局。我国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总体外交布局，积极开展经济、安全、公共和人文等各领域外交工作，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

　　5、有力促进了国家现代化建设。配合“引进来”、“走出去”战略，推动能源、资源进口多元化，增添了我国发展动力；妥善处理经贸摩擦，推动81个国家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减小了我国发展阻力；扩大同其他国家经贸合作，寻求互利共赢，拓宽了我国发展空间。

　　6、有效维护了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合法权益。大力发展中外领事关系，加强应急救援、护侨撤侨等海外行动能力建设，妥善处理了大量海外涉我公民和机构案件。2011年，我国政府从局势动荡的利比亚高效有序地撤回35860名中国公民，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7、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积极参加国际合作，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真诚援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作用。

　　三、党领导新中国外交的宝贵经验

　　党在领导新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统领外交工作，积极探索、勇于变革、不断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

　　1、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坚强领导是新中国外交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外交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中央领导人的正确指挥及亲身实践。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中央，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提出的对外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上来，切实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外交政策。

　　2、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我们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立足独立自主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判断形势。科学分析判断我国国情和世界形势是正确制定外交政策的前提。我们党历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中国和世界，及时对我国外交战略和政策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当前，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开创我国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4、坚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开展工作。这是我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外交始终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为实现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5、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新中国外交始终贯穿着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同当代国际交往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外交攻坚克难、胜利前进的行动指南。

　　6、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是中国外交的鲜明风格。我国在重大问题上始终原则坚定、旗帜鲜明，同时区分核心利益与一般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把握“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量力而行、顺势而为。

　　7、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做好新形势下外交工作的根本方法。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处理好内政和外交的关系；统筹政府外交和各部门、各地方对外交往，形成总体外交合力；统筹机遇与挑战，切实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8、切实履行外交为民职责。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在国际上为维护我国公民和广大侨胞及港、澳、台同胞的合法权益多做实事，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到实处。

　　9、积极完善科学办外交的体制机制。在党中央领导下，外交部建立健全决策、管理和咨询机制，完善部际部内协调机制、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领事保护预防预警机制，优化人员配备和保障机制、驻外使领馆管理体制，推动外交工作走上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

　　10、大力加强外交队伍建设。坚持按照“站稳立场，掌握改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方针和“文装解放军”的要求推进外交队伍建设。近年来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制定《关于进亠步加强外交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高素质、复合型、职业化”的外交队伍建设目标，为外交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新中国几代外交工作者恪尽职守、甘于奉献，创造了无愧于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当前，中国外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外交战线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创造性和实效性，为“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续写新的光辉篇章。

　　《新中国外交历史经验》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习感想

　　对于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们而言，他们难以避免地会经常受到这样的诘问——对当代中国外交历史的研究能够对当前中国外交战略提供怎样的借鉴与指导？这个诘问本身无可厚非，它一方面出于中国长期以来要求“以史为鉴”、“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传统，要求学术研究能够为现实提供某种“借鉴”并且发挥其“资治”的功能；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当代中国外交史这一研究对象与当前中国外交的现状本身就是紧密相连的，根本无法将它们割裂开来。研究者们身处于当下的中国，他们的现实“在场”无时不刻地关照着他们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

　　毋庸置疑，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中国学者需要对现实有所关怀，而当下这一关怀是与每一个学者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当我们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道路看作一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时，那么从这一视角出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史自然将被描绘成一部为了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交实践的历史。这便形成了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民族主义叙事取向的基本内核，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以来的一切外交实践都是以争取中华民族的正当利益为目的的。可是当我们真正近距离地去考察这一时期的外交实践时，会很容易地发现，某些历史事实同上述的这一基本判断存在矛盾。

　　首先，这种矛盾现象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冷战时期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问题上。领土主权问题涉及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核心利益，历史上无数次的国际冲突都是围绕着领土主权问题而发生的。因此在各国的外交实践中处理领土归属问题和边界纠纷永远是头等大事。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在领土主权和边界纠纷问题上仍有许多遗留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而通过考察边界谈判的历史，已有学者发现中国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的有着一些特殊表现。

　　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可以说中国政府在最初设定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和方针是务实合理的，它以维护国家正当利益为目的，采取了和平谈判的方式，遵守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惯例。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在处理边界问题时并不是把保证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作为边界谈判的主要目标，而是试图通过解决边界问题，摆脱当时在外交上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领土成为了一种筹码，解决边界问题变成了实现某种外交政策或政治目标的手段。[1] 根本的核心利益被异化成了外交手段，在不该轻易妥协的问题上作出了妥协退让，这一现象无疑同民族主义叙事的基本判断存在着某些矛盾。

　　其次，这种矛盾现象还表现在1964年中国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调整上。此番调整是以毛泽东提出“第二中间地带”理论为前提的，1964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在其头版社论内正式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的概念。[2] 仅仅6天之后，中法两国正式宣布建交。如今有学者认为“第二中间地带”理论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对外战略思想，对当时的中国外交摆脱两面敌对、寻找新的战略空间具有现实意义；并且也为发展和改善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3] 然而现实的外交实践成果却令人感到困惑。

　　这一困惑源自于笔者对1964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就两国签订贸易协定问题在伯尔尼举行接触谈判的考察。这场谈判最终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方坚持不愿在与联邦德国所签订的贸易协定中纳入“柏林条款”。[4] 如果说外交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国家必须愿意在一切并非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妥协， [5] 那么将难以理解中方为什么会予以拒绝，联邦德国从未与台湾当局建立任何外交关系，而且接受“柏林条款”事实上不会对中国的核心主权利益造成丝毫的损害。[6] 与此相反的是，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中方事实上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即不坚持法台必须在中法宣布建交之前“断交”，而是把这个过程放在宣布建交到互换大使期间，而一旦无法完全“驱蒋”，中法则会有再次断交的危险。[7]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政府在一些不应该轻易妥协的问题上妥协了，而在一些完全可以妥协的问题上却坚持不妥协。这促使笔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当代中国外交史仅仅作民族主义的叙事是否完全符合其历史经验本身？笔者认为，这种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民族主义叙事取向，本质上是由于简单地、未经反思地运用西方国际政治的理论工具和概念去观察当代中国外交史所造成的，而且学者们往往对此日用而不知。

　　我们应该意识到，仅仅是操作性地运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来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将会造成对历史解读上的某些局限。国际政治理论的考察对象是国家间的政治行为，而这个“国家”被先天地设定为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一套与此密切相关的理念。它们是西欧历史发展的观念性产物，是建立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伴随着19世纪西方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才得以传播。在中国，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民族”、“主权”、“领土”等这些概念几乎都要到20世纪初才开始被广泛运用。[8] 因此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处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自1949年以来所面临的一系列涉及民族国家的基本问题都亟待解决。[9]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又先天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这就使得在运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把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会出现与现实历史经验不协调的地方。

　　那么如何弥补民族主义叙事或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在解释上的这种局限性与不协调呢？

　　首先，在当前的阶段内，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在方法上仍应侧重历史学取向，以重建史实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茅海建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见解：“外交史的研究有两条规矩：一是避免过度的民族主义；二是注重档案史料，尤其是多国的档案史料。”[10] 事实上，注重利用档案史料，尤其是利用多国档案史料，并在此基础上以重建史实作为取向的研究方法就是弥补民族主义叙事取向局限性的最好方法。通过对多国档案史料的批判性阅读，能够使研究者能够拥有更为广阔的视域，它会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外交史具有一种不可简约的复杂性。在具体历史细节和过程尚未被梳理清楚之前，应该避免利用某种理论和概念进行简单化的解释，甚至以此对当下的中国外交提供某种指导，因为理论上的简单抽象会将丰富的历史细节虚无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要求在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的过程中彻底抛弃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运用。我们应该避免的是对于理论的某种操作性运用，因为政治科学事实上并不具备物理学意义上的操作性，甚至连某些经济学意义上的操作性也不具备。[11]“民族国家”可以作为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一种范式，这里所谓的“范式”应该被看做是一种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模式，是观察纷繁复杂的历史的路径和视角。[12] 而我们自觉地去运用一些范式来考察当代中国外交史，其目的恰恰不是为了得出与某些理论解释相契合的结论，反而是从中找出其中的矛盾之处。通过批判性的运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来反映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比如沈志华教授通过对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从发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苏关系的评估报告存在严重误判出发，进而揭示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主要表现为主权观念不明确和平等意识不清晰。[13] 这一理论上的创建，实际上是通过首先运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概念观察中苏关系史，发现其中难以用理论进行解释的矛盾现象，从而进一步得出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新见解。

　　最后，也有必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补充，比如那些以往被我们忽略的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而中国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反体系运动”[14]，它是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混合物。这其实就造就了当代中国外交的两条线索，一条是民族主义外交的线索，另一条是以阶级斗争为思维特质的革命外交的线索，而如今针对后一条线索的讨论很少。杨奎松教授曾指出，基于阶级斗争理念的革命外交思想左右了新中国早期的外交实践，这往往会导致对自身民族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理念也是去理解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路径。[15] 这一路径在解释上述有关1964年中法建交以及中德伯尔尼会谈的疑问是十分有力的。在选择和什么样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亲近时，中国的主要标准并不是看对方国家在事关自己主权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如何，它更加看重对方国家的对美态度如何。就如同毛泽东在1964年9月曾说过的那样，联邦德国的问题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16] 因此针对西欧国家所提出“第二中间地带”，本质上是一个团结更多力量反对美国的统战策略。

　　综上所述，笔者想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过程中应当注意到采取民族主义叙事取向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本质上是习惯性地运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以及未经反思地使用“民族国家”概念来观察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结果。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不应该急于得出任何理论性的规律，甚至奢望能够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经验进行理论抽象，然后对当下的中国外交予以某种具体的指导和预测。理论只能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予以应用才是有益的。对于历史学者而言，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仍应秉持“如实直书”这一核心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去重建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基本史实。这项工作不是最简单的，而是最艰辛、最困难的。诚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事是作出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

　　《新中国外交历史经验》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习感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筚路蓝缕，团结奋进，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70年来的中国外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披荆斩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保驾护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接续奋斗、锐意进取，服务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进程，实现了从巩固独立、融入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历史转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梳理总结新中国外交70年的光辉成就和宝贵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原则和思路，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

　　    新中国外交70年的伟大成就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全方位服务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70年来，中国外交将“捍卫独立和主权，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主要目标。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打破西方孤立和封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出“一国两制”构想，顺利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坚决遏制外部势力介入和干预台湾、港澳、涉藏事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妥善处理同周边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和勘定边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先后同170多个国家建交，全面加入了主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109对伙伴关系，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和开放格局，为我国发展和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自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助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新中国独立自主新型外交的基本格局，在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历史性变化。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更加鲜明地展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回顾70年峥嵘岁月，中国外交在五个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一是时代主题上，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主动创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二是政治格局上，“从对抗格局的成员转变为基于和平与发展的全球伙伴”，编织起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形成了“朋友遍天下”的良好局面。三是经济全球化上，“从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到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手”，成为约130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推动并引领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人民。四是国际角色上，从国际公共产品的一般消费者转变为重要提供者，中国外交的全球贡献日益显现。五是世界方位上，从一开始被孤立封锁，到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自身成为国际秩序演变关键因素，中国外交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始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70年来，中国外交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始终站在道义制高点上。中国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中坚持独立自主，在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中主持公道正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秉持互利共赢，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逆流中维持开放合作、捍卫国际秩序，在世界格局的复杂深刻演变中保持定力、引领潮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注入正能量。当代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全球事务中的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

　　    砥砺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精神风骨，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干涉内政、“三个世界”、永远不称霸、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重要外交理念，形成了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鲜明特色的外交传统，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观、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对外工作展现出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崭新风貌，为新时代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外交和新时代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政治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更新，也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这一思想的不少内容已上升为国际共识，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为处理国与国关系，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新模式和中国智慧。

　　    模范践行了天下为公、外交为民宗旨，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外交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激励70年来的中国外交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和天下情怀，为中国尽责，为世界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外交战线以更宽广的视野、更自觉的责任、更进取的作为，深入贯彻外交为民宗旨，服务国内开放发展，打造海外民生工程，有力维护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赞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凝聚广泛共识。新时代外交的辉煌成就不仅极大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也对外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所焕发的强大生机活力，在国际上显著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影响。

 新中国外交70年的经验和启示

    实践蕴含智慧，历史昭示未来。70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外交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和世界人民利益、经得起历史检验的。70年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丰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积淀形成了一系列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

    坚持党的领导，是外交工作的“定盘星”。党的领导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和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初，即确立了外交无小事、大权在中央的根本原则。70年来，外交工作坚决服从党的领导，全面执行党的路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外交工作始终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确保了外交大政方针的连续性、稳定性，确保了在复杂尖锐的国际斗争中实现对外工作“一盘棋”，勠力同心，攻坚克难。这也是在新时代做好外交工作“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障”。

    坚持独立自主，为民族自立树立新典范。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底色和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封锁，毅然“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铸就了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铮铮铁骨。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复杂严峻，外来压力如何霸凌蛮横，中国外交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政策立场，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用自己的脚走路；始终将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绝不拿原则做交易，“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在国际上为中国外交赢得了理解和尊重，也为那些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增加了信心和底气。

    坚持和平发展，为世界和平贡献新力量。和平发展是中国外交的根本方向。在维护核心利益前提下，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着眼中华民族前途命运、传承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并在新世纪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平发展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进一步传递出勇担国际责任的积极和平姿态，为实现普遍和共同安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基础。坚持和平发展，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大国的强国之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自信自觉，也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最有力的促进。

    坚持命运与共，为人类进步擘画新愿景。新中国外交素有天下为公的世界胸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国担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外交理念无一不是这样的体现。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整体利益高度，超越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差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中国和世界开辟了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成为中国外交引领时代的鲜明旗帜。

    坚持合作共赢，为国际关系探索新路径。合作共赢是中国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外交理念和倡议，如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方针政策等，都以合作共赢作为核心原则和实现路径。合作共赢摒弃了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超越了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双赢多赢共赢代替独占通吃，为各国扩大交流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有利抓手。

    坚持公平正义，为国际道义标注新高度。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也是国家软实力的独特标识。中国外交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我们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共商共建共享共治为原则的多边主义，倡导开放包容，奉行正确义利观，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鼓与呼，在热点问题上劝和促谈，为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正是秉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的精神，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外交的道路越走越宽，“朋友圈”越来越大。

    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

    大变局孕育大机遇，新时代开启新前景。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新时代外交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切实做到学懂弄通做实，使对外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学思践悟习近平外交思想“十个坚持”的精髓要义，坚持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进一步把习近平外交思想运用到科学研判形势、加强战略谋划、做好对外工作、建设外交队伍上，转化为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强大动能，不断提升外交行动力、谋划力、创新力、塑造力。

    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地将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确保党和国家意志得到贯彻彰显。强化外交党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外交战线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外交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的政治自觉。推进落实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对照“四个永葆”总要求，“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对外工作队伍”。

    继承发扬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是中国外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要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大小国家主权一律平等，国际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尊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共存共荣。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同时，与时俱进地对外交传统和经验进行丰富发展，使之更好适应新时代要求，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向更高境界。

    统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稳中有进总基调，立足大国基础，着眼强国愿景，全面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努力实现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均衡发展，塑造更加友好有利的周边环境，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持续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加强外交工作中的调查研究。树立“大国外交、调研先行”意识，大兴学习之风，深入调查研究，确保外交政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不断提升对外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系统性、协同性。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透过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看本质，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中分析问题，准确把握我国外部环境新变化和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内涵。深化对新时代内政外交互动规律的认识，更好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将对外工作与全局战略联系起来进行通盘谋划。在调研工作中善于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外交态势感知、形势分析研判、智能辅助决策的能力和水平。

    加强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持续创新。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机遇和挑战均前所未有，必须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才能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问题导向，聚焦突出矛盾和问题，把握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回答时代课题中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要自觉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用华夏文明涵养外交理论，用中华思维建构外交理论，用中国实践丰富外交理论，对外讲好中国和中国外交的生动故事。

    加强新时代外交的斗争精神和担当作为。新时代要有新的气象，强国征程要有强的气势，大国外交要有大的样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日益增多，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和硬任务，外交战线必须做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努力的准备。要增强战略自信和定力，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坚决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和主动有利的发展态势。强化责任担当，直面外交工作中的焦点难点问题，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在新时代外交中敢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注意防范化解国际和外交领域重大风险，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