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uxinfoam.com--实用范文】

　　老革命家李先念的故事

　　借马帮助老百姓娶老婆

　　 1939年起，李先念率领部队挺进豫鄂边区，孤悬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李先念深受当地百姓爱戴，从一件小事中可见到他是如何走近群众的。

　　 有一年冬天，本来是大喜的日子，但是大悟县白果树湾的一家老百姓却犯了难。这天寒风凛冽，村里的路面已被冻成“玻璃”，异常光滑，迎亲的队伍根本无法抬着花轿在上面行走，老百姓一时都犯了愁。

　　 这件事情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村里的军队士兵和老百姓聊得很热，但是大家都一筹莫展。眼看迎亲的时间就要到了，村里的人只能干焦急。

　　 “就让新娘亲自走上门咯。”士兵们和老百姓开起了玩笑。显然，这是“不合礼数”的，农民们虽然平时在衣食住行方面不讲究，但真要到了这种重要的节日他们可不敢有半点马虎，毕竟这是“面子和里子的问题”。

　　 不经意间，这个笑话传到了李先念的耳朵里，他马上脱口而出：“这有什么难，就骑我的马，风风光光多气派，就这么办!”

　　 当时村里只有李先念拥有一匹枣红马，这是组织专门配备给首长的战马，村民们和士兵们想都不敢想去碰首长的马，但是李先念一再坚持：“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

　　 当士兵把这个消息告诉迎亲的老百姓时，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禁不住感叹道：“这样的首长打心眼里为老百姓，不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一心想着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就连这样的小事也替老百姓着想。”

　　 下连队检查工作自称是通讯员

　　 官兵一致，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在鄂豫边区广大军民中流传着这么一件事。

　　 1943年的一天，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到43团一连去检查工作，正巧赶上连里开饭。为了不打扰战士们，他就径直走进火房，要求炊事员给点饭吃。也是凑巧，这个炊事员是个刚入伍的新兵，还没有见过李师长的面，而站在面前的这个人风尘朴朴，洗得发白的灰军装上还打着几个补钉，于是就问他是那个连的，李师长嘿嘿一笑说：“我是通讯员。”

　　 这个炊事员一听就火了：“通讯员只能到营部去吃，连这个规矩都不懂?去，去，我这里是按人派的饭。”

　　 “糟!遇上铁面包公，看来要饿肚子了。”李师长心里这么想，却并不生气，反倒笑着说：“你这个规矩自然是要遵守的，可营部的饭吃光了。哎，下不为例，少给点吃的可不可以?”

　　 炊事员见此真是感到为难，正搓着两手不知如何是好，李师长的警卫员林喜来找来了：“哎呀，师……”又是巧得很，这个炊事员与林喜来是同乡，不等他下面的话说出来就忙迎上去说;“是喜来!你来办么事?”

　　 林喜来对师长歉意地一笑说：“我来护送首长。”

　　 “首长?哪个首长?”

　　 “李师长呗!”

　　 这个炊事员一听可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李师长。林喜来也是一惊：“怎么，你还不认识……”

　　 李师长忙打断他的话，哈哈大笑：“小林呀，你这位老乡好狠啰!硬是不给我饭吃。”

　　 李师长的说笑声惊动了连里的干部战士，大家呼喊着“师长”拥进了伙房。“好狠”的炊事员这才如梦初醒，忙擦擦头上的汗向师长赔礼道歉。李师长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执行规章制度就是要‘心狠’，就是要坚决嘛。好，好!看来我这个通讯员还不如你呀!”

　　 于是“我是通讯员”的故事就成了李先念同志的又一段佳话。

　　 “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那时把贪污疑犯和其他经济疑犯，称之为“老虎”。当时的流行语是“山高林密必有老虎”“老虎丛生之地必有官僚主义”，意思是管钱管物的单位“老虎”多、问题多。军区党委组织由保卫部长彭由任队长的“打虎队”进驻重点单位后勤部。那时我在政治部报社任记者，奉命参加“打虎队”。有些干部不同程度被不法商人糖衣炮弹击中，需要分别进行调查核实，其中涉及到后勤部政委程启光的问题。程启光是一位老红军，参军前，和李先念配对，帮人修房子，一个是木工，一个泥瓦工，关系非同一般。他的问题虽不严重，但是如果不查，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彭由队长决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动员他主动讲清。

　　 第二天上午，我随队长去程启光家时，家里人说他到武昌李(先念)省长(时任湖北省省长)家去了，你们找不到他。他们以为这样避过风头，可以不了了之。队长马上报告军区空军政委吴富善。吴政委说你们等一等，我打电话找李先念同志说明情况，问问他怎么处理好。没过多久，吴政委回话来说：先念同志态度很明确，说我们做得对。先念同志说：“谁有问题，一视同仁，就是天王老子该查也得查!不能因为程启光是我的老战友就不敢查，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我马上说服他，送他回去接受审查。”

　　 程启光同志回到部队后，我随队长去找他谈话，问他李省长对他说了什么。他告诉我们，先念说“‘三反’、‘五反’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大事。我们老党员都要自觉地带头响应啊!我俩是老伙计、老战友，可是现在有人揭发你的问题，你还是先回去接受审查，交代清楚问题。如果你不回去，给组织上出了难题，人家会说我当了你的‘防空洞’呀!这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等你的问题处理完了，再来我家住住，我抽空陪你喝点酒、谈谈心。”程启光接着向队长表态，先念说得入情入理，我愿意如实讲清，听从组织上审查处理。彭由队长马上说：“好哇!我们希望你能早点把问题搞清楚，好去先念同志家喝酒啊!”由于先念同志既坚持原则又有人情味，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总理日夜操劳，我们应该为他分忧”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到长沙空军某部采访。一天，部队领导约我在机场塔台旁的休息棚介绍情况，值班参谋找首长接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李先念副总理要找你们部队的一个叫小肖的来谈谈。正在旁边上任不久的肖建章参谋长马上把电话接过去说：“李副总理要找的小肖就是我，请你回话，今晚我就去看他。”第二天，我问肖参谋长：李副总理和你谈了些什么呀?肖参谋长告诉我：“战争年代我在他身边工作，他一直叫我小肖。他以为人家都知道我这个小肖。李副总理家和我家经常有来往，他听说我调到驻长沙空军部队工作，就说要我去谈谈。去了以后，我听说他到长沙后马不停蹄，又是开会听汇报，又是调查粮、油和副食供应情况……我看他很疲惫，说：“师长(我习惯地一直这样称呼他)，年岁不饶人，你也得放慢节奏，不要安排得太紧，要注意身体啊!”他说：“现在正是国家经济生活困难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是天大的事，民以食为天啊!总理年龄比我们大，你们不知道他是怎样为老百姓日夜操劳。我们比他年轻，应该多干点，为总理分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总理，也对不起人民啊!”肖参谋长说：“师长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哽咽，眼泪都快流出来。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老革命家李先念的故事

　　寄语：在文革结束后，李先念在中共第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为中共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重新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当选时为74岁，成为继毛泽东、刘少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故事由励志故事网收录，欢迎阅读。

　　“和平谈判是特殊情况下的斗争，比打一次大仗更为艰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人渴望和平。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搞假谈真打，先后调集30万大军进行围攻，中原部队所在地区首当其冲。1946年2月，中共中央急电告李先念司令员速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进行谈判。

　　李先念不带警卫不带枪，只带参谋肖建章，协助处理军务，同时负责安全和生活。

　　肖建章是农民的儿子，15岁参加革命，16岁就当排长。一次在有人叛变，企图挟持部队投敌的非常情况下，肖建章挺身而出，和大多数同志团结在一起，与叛徒斗争，稳住了部队，顿时名声大振，受到李先念的赞赏。

　　在去武汉的途中，李先念给肖建章讲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他说：“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打过不少仗，现在又要同国民党打政治仗。”“这次谈判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比打一次大仗更为重要，更为艰巨。这对你这个年轻人会有更大的锻炼。”他还提醒说：“同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斗争形式变了，方式方法也要变。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的斗争，小肖，你可不要马虎，要放灵活点啰!”

　　肖建章说：李司令员这一席话，教育和鼓舞了我。我连连点头，表示领会了首长的意思，决心要学习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使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

　　“现在，你要挺直腰板，趾高气扬”

　　解放战争初期。中原突围时，李先念改穿国民党军服，乘坐火车，途经国民党统治区，绕道回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陪同他的只有肖建章一人，对外名为随从副官。肖建章告诉我，那时我很年轻，穿不惯国民党军服，别别扭扭，要保证师长安全，总是紧紧张张，小心翼翼，生怕出问题。师长看出我的心理，悄悄地对我说：“小肖，平时我总是告诉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一定不要趾高气扬，要谦虚谨慎。现在我们是在特殊情况下，任务不同，身份不同，你要挺直腰板，趾高气扬。你越是这样，人家越不会怀疑我们，我们就越安全，你明白吗?”我说：“明白了!”师长说：“明白就好，但是要尽快适应，一定不能露出马脚。”这以后，我偶尔还有没注意到的，比如说，习惯地称他“师长”或“首长”时，他装作不是叫他，不出声。我知道错了。马上大声称“军座”或“师座”。就这样，我随师长平安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汇报。

　　“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那时把贪污疑犯和其他经济疑犯，称之为“老虎”。当时的流行语是“山高林密必有老虎”“老虎丛生之地必有官僚主义”，意思是管钱管物的单位“老虎”多、问题多。军区党委组织由保卫部长彭由任队长的“打虎队”进驻重点单位后勤部。那时我在政治部报社任记者，奉命参加“打虎队”。有些干部不同程度被不法商人糖衣炮弹击中，需要分别进行调查核实，其中涉及到后勤部政委程启光的问题。程启光是一位老红军，参军前，和李先念配对，帮人修房子，一个是木工，一个泥瓦工，关系非同一般。他的问题虽不严重，但是如果不查，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彭由队长决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动员他主动讲清。

　　第二天上午，我随队长去程启光家时，家里人说他到武昌李(先念)省长(时任湖北省省长)家去了，你们找不到他。他们以为这样避过风头，可以不了了之。队长马上报告军区空军政委吴富善。吴政委说你们等一等，我打电话找李先念同志说明情况，问问他怎么处理好。没过多久，吴政委回话来说：先念同志态度很明确，说我们做得对。先念同志说：“谁有问题，一视同仁，就是天王老子该查也得查!不能因为程启光是我的老战友就不敢查，我不能当老战友的‘防空洞’。我马上说服他，送他回去接受审查。”

　　程启光同志回到部队后，我随队长去找他谈话，问他李省长对他说了什么。他告诉我们，先念说“‘三反’、‘五反’是党中央毛主席部署的大事。我们老党员都要自觉地带头响应啊!我俩是老伙计、老战友，可是现在有人揭发你的问题，你还是先回去接受审查，交代清楚问题。如果你不回去，给组织上出了难题，人家会说我当了你的‘防空洞’呀!这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等你的问题处理完了，再来我家住住，我抽空陪你喝点酒、谈谈心。”程启光接着向队长表态，先念说得入情入理，我愿意如实讲清，听从组织上审查处理。彭由队长马上说：“好哇!我们希望你能早点把问题搞清楚，好去先念同志家喝酒啊!”由于先念同志既坚持原则又有人情味，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

　　“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那时，全国解放不久，对美帝国主义吓人的样子，相当多的人心存疑虑。当时部队针对美帝国主义进行“三视”(仇视、鄙视、蔑视)教育。中南空军领导请先念同志给机关干部作了一次形势报告，领导指定我作记录。先念同志概括地谈了国家面临的困难，谈经济恢复的进展情况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然后谈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不是好惹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八年抗战，把它打败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更是天不怕地不怕。蒋介石有美帝国主义这个后台老板支持，有八百万军队，有那么多美式装备，又有飞机大炮，我们把蒋介石集团打得跑到台湾去了。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从后台跑到前台，要亲自出马和我们较量。它一面入侵朝鲜，一面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耀武扬威，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吓倒。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你有航空母舰总不能开到岸上来，顶个屁用!你真的登陆进来，我们打起人民战争，从大别山，这个山、那个山冲下来，把你割开来，装进一个个口袋，收拾你，把口袋扎紧，你跑都跑不掉!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好怕的，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大家齐声回答：“对!”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先念同志豪迈的气魄，坚定的信心，铿锵有力又通俗生动的语言，非常鼓舞人心，是进行“三视”教育的一剂长效良药。事后，很多人学着先念同志用湖北话说：“你有你的航空母舰，我有我的大别山”，成了机关部队进行“三视”教育中的流行语。

　　“总理日夜操劳，我们应该为他分忧”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到长沙空军某部采访。一天，部队领导约我在机场塔台旁的休息棚介绍情况，值班参谋找首长接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李先念副总理要找你们部队的一个叫小肖的来谈谈。正在旁边上任不久的肖建章参谋长马上把电话接过去说：“李副总理要找的小肖就是我，请你回话，今晚我就去看他。”第二天，我问肖参谋长：李副总理和你谈了些什么呀?肖参谋长告诉我：“战争年代我在他身边工作，他一直叫我小肖。他以为人家都知道我这个小肖。李副总理家和我家经常有来往，他听说我调到驻长沙空军部队工作，就说要我去谈谈。去了以后，我听说他到长沙后马不停蹄，又是开会听汇报，又是调查粮、油和副食供应情况……我看他很疲惫，说：“师长(我习惯地一直这样称呼他)，年岁不饶人，你也得放慢节奏，不要安排得太紧，要注意身体啊!”他说：“现在正是国家经济生活困难时期，老百姓的生活问题是天大的事，民以食为天啊!总理年龄比我们大，你们不知道他是怎样为老百姓日夜操劳。我们比他年轻，应该多干点，为总理分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总理，也对不起人民啊!”肖参谋长说：“师长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哽咽，眼泪都快流出来。我不好再说什么了。”

　　老革命家李先念的故事

　　早年经历

　　 1909年轻时的李先念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中共黄安县高桥区委书记、陂安南县委书记、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1年后，他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33团政委、第十一师政委、红三十军政委等职，是中共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1935年，李先念率部队参加长征；后参加西路军，西路军失败后，李先念率领西路军余部的左支队1000多人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底到达新疆东大门星星峡，抗战开始后返回延安。

　　 此后，李先念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等职；并在解放战争后期（刘邓挺进大别山后），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在中原地区进行军事和政治领导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念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于1950年当选首任湖北省人民李先念和毛主席政府主席（即省长）。在湖北工作期间，李先念还曾兼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自1954年到1980年间，李先念一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期间曾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历经周恩来、华国锋两任国务院总理。在“文革”中，他成为周恩来在主持经济工作方面的主要助手。期间中国经济徘徊不前。自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后，李先念一直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之一。[3]

　　 在文革结束后，李先念在中共第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重新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李先念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当选时为74岁，成为继毛泽东、刘少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国家主席。在任职期间，他曾在1985年7月22日至31日访问美国。这是中美自1979年建交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到访美国。

　　 1988年4月，李先念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其职务由杨尚昆接替。但同时他又被安排出任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