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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经典话剧剧本范文

　　阮玲玉：来吧!敌人们，友人们，仇人们，爱人们。都来吧!(转身背对，大叫)来呀!

　　(阮玲玉巡视着，而后款款走向张四达)

　　(对张，深情地)四少爷，四先生，四达。我爱过你，恨过你，悔过羞过。这一切都是最深最深的，那是少女的纯情的爱呀，

　　想一想，都像这杯中的酒，令人陶醉……(深深地摇头)去吧!

　　(饮酒，又取一杯，走向唐文山)和你，那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缠，是前世的善缘?是后世的孽根?

　　是秋千上的游戏?是梯架上的攀登?丈夫，谢谢你给了我汽车，洋房，珍珠，翡翠，足以使任何女人骄傲的一切。

　　摇摇头，浅浅一笑)去吧!(饮酒，又取一杯，走向蒲团)蒲导演，大善人!要不是你，偷天换日，来几分欺骗，

　　那些幸又不幸的人们还怎么活下去?为你的好心，为你的骗术，干杯!(饮酒，又取一杯，走向黄一坤)

　　黄委员，黄记者，这个世界上一点儿也少不了你，为你的舌头，干杯!

　　梦露姐(十分悲愤)，请大家举杯吧!为了女明星世界神神秘秘的生活，光光彩彩的表演，轰轰烈烈的下场(和梦干杯)干杯

　　!马大哥，谢谢你为了医治我的失眠症把做道具的三瓶安眠药通通给了我，让我找到我自己的归宿。

　　(阮高高举起碗)

　　阮玲玉：穆先生，天培兄!(哭起来)你说，你说!我是个好女人吗?你说，你说!我是个坏女人吗?

　　(喝下汤然后摔倒，然后再站起来，表情严肃)

　　阮玲玉：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

　　人们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作人间的地方，

　　我生活了二十五年，检点我的所作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

　　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去了!我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日后每当在幕布上重现的时候，

　　那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红色经典话剧剧本范文

　　2014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78周年纪念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民族大义为人称道，西安事变由此成为中华民族成长史中不可磨灭的一笔。但很少有人知道，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一场话剧功不可没。

　　你走错了路

　　1935年冬的陕北高原，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候异常寒冷。此时全国形势也很严峻，日本军国主义步步紧逼，国民党统治者节节败退，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边缘，“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呼声，神州大地上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由李克农担任局长。此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接着，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主任，李克农等人协助，这个委员会的统战工作重点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做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从红军加紧做俘虏军官高福源的工作开始的。

　　高福源是在陕北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十五军团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的团长。他被俘不久，就和其他俘虏一起，被红军带到了陕北安定县瓦窑堡。

　　被俘后的处境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坏。高福源他们一直受到红军的优待，他们的衣食，甚至比红军还要好些。特别重要的是，红军经常带高福源等到瓦窑堡附近红军部队中参观，还给他们上政治课，和他们促膝交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同他们一起讨论抗日问题，批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谬论。红军干部对高福源讲：“我们愿意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抵抗侵略，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

　　高福源在瓦窑堡住了约两个月，对红军越来越钦佩，他的这种思想变化，被李克农密切注视着。李克农了解到，高福源是东北人，对把东北丢给日本军一事，很是不满。现在他的家属仍滞留在家乡，遭受日军践踏。李克农还看出，高福源喜欢参加红军的文化活动。

　　于是，李克农就赶写了一个话剧剧本《你走错了路》。说的是一位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后，如何悔过自新、调转枪口打日本人的故事。素材实际上取自于高福源本人。

　　红军剧团加紧排练，一天晚上在瓦窑堡的一个打麦场上演出了。

　　当剧中的妻子开始向团长诉说别后东北家乡被日寇践踏，自己流离失所的种种苦难。突然台下“呜”一声，一个人嚎啕大哭，捂着脸跑开了。这个人就是高福源。

　　高福源回到宿舍之后，回想与自己遭遇相似的剧中情节，联想到家乡沦亡之苦，忍不住又痛哭起来，上床后辗转难眠。他想到东北军入关，想到自己被迫来打红军，被俘后红军对自己优待有加……最后，他想到应有所作为，痛哭也不是办法，要回到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第二天，他主动提出要求，希望会见红军高级领导人，有重要事情相商。李克农接见了他。

　　高福源在会见中表达了愿意去说服张（学良）副司令和其他人的想法。李克农将此事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后，得到了同意。

　　你谈得很好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几经波折，见到张学良。高福源对张学良说，自己是红军派来的，有许多事情向副司令报告。张学良勃然大怒，拍案大骂：“你好大的胆！自己打了败仗，还有脸来见我，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没料到张会这样对待他，干脆豁出去了毫不示弱地大声说：“怕死？我要怕死就不回来了。但副司令忘了国难家仇，在这里打抗日的红军，算什么英雄好汉？副司令你再想想，我们‘剿共’多年‘剿’出了什么结果？如果还要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会落一个什么下场啊！”高福源越说越激动，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张学良也深深地感动了，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拉着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果然有胆量，刚才只是试试你。”就拉着高坐下来商谈。

　　高福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情绪慢慢地平静下来，把他被俘后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与红军联系的经过，详细地讲给张学良听。

　　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态度认真。高福源说：“我已见到了红军的高级首长，他说如果副司令真正愿意同红军合作，他们可以派正式代表来谈判。”

　　张学良很兴奋，明确地说：“你谈得很好，很重要，我同意。事关重大，你要注意保密。你先休息两天，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

　　1月16日，高福源折返瓦窑堡，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李克农立刻带他见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夸赞高福源的工作做得好，并表示感谢，说他为民族、为国家做了一件大好事。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同张学良谈判。

　　1936年2月21日，大雪纷飞，陕北高原银装素裹。李克农一行4人，加上高福源，在东北军的护送下，于25日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洛川会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2月26日到28日，王以哲、赵镇藩根据张学良的回电指示，同李克农多次交换意见，就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若干口头协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就亲自驾机飞抵洛川，秘密与李克农面谈。3月4日下午3点，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谈判中，张学良表示他完全拥护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希望能同中共主要负责人晤谈。到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3月16日，李克农一行到达石楼。他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谈判经过。3月27日，中共中央在石楼附近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到延安与张学良谈判。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二人相谈甚欢，张学良提出了“逼蒋抗日”的建议。此后，东北军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

　　红色经典话剧剧本范文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共产国际七大），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国内

　　参考主词条：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广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前清废皇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导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6-7]  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阶段。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

　　同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会议精神的要求，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西和甘肃剿共。

　　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介石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

　　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介石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同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