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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笔记2021年摘抄内容一篇

　　学习内容：“活雷锋”郭明义

　　好事做了几十年，家里被捐得空空荡荡，而郭明义却从未感到倦和悔，日子过得充实和快乐。分析郭明义的精神动因，是他以助人为乐，坚守奉献使人快乐、助人使人幸福。

　　现年52岁的郭明义，在鞍钢工作28年收入29万元，他捐献了12万元;参加无偿献血20年，累计献血6万毫升，是他自身血量的10倍;家里的电视机、自行车，身上的劳动服，只要有困难孩子和工友需要，他毫无保留……“只要是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我就要天天做，每做一件，就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越做越有劲!”这就是郭明义追求和体验幸福的真实写照。

　　这种奉献的幸福观是郭明义内心质朴的道德品格使然，也是他自觉按照党性要求，主动接触和服务社会的结果。

　　郭明义的幸福观是一面镜子，党员干部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广大群众也可以从中找到幸福的人生航向。当前，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很多人的追求更加物质化、功利化，郭明义的幸福观则提示我们：不被五颜六色的物质诱惑，追求质朴的生活和高尚的快乐，就能够活出精彩、豁达。

　　时间：4月20日20点

　　地点：家中

　　学习形式：个人学习

　　学习内容：“两会”精神学习

　　学习记录：

　　1、政府工作报告认真总结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的“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和2011年的工作部署。并提出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2、对近期热议的“国体”和“政体”的思考：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公民享有广泛民主权利的制度保障，直接体现我国的国家性质。

　　3、对“民生”和“政府”关系的思考：我国国家机构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利益的捍卫者，对人民负责是其工作宗旨。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国国家机构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利益的捍卫者，对人民负责是其工作宗旨。因此，国家十分关注民生问题。

　　地点：陈山油库办公室

　　学习形式：个人学习

　　学习内容：《奠基者》

　　学习记录：

　　在公司党组织的推荐下，我最近将《奠基者》读了一遍，很佩服老一辈石油人所表现的那种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心甘情愿的吃苦精神、拼搏精神；忘我的奉献精神、创业精神。他们虽然很苦、很累，但是精神世界是非常充实的，内心不乏幸福感、使命感、神圣感、自豪感、光荣感。

　　现在的我们可能会不相信、不理解当时那种困难的环境和条件。然而，人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我们无法预料，无法准备，或者说我们能够准备的就是自己的信念。

　　曾经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在批判“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这句话，意图证明要遵循客观规律。虽然这样思考有一定道理。但理论从来就不是空的，理论问题必须结合现实问题。离开现实困难，离开现实问题，就理论谈理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奠基者》给予我最多的感触就是老一辈石油人的“品质与意志”。在任务面前，从来没有不说“我不会”、“我不想”、“我不行”的石油精神。在他们面前，只有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完成任务的决心，在他们面前没有不行。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原则，而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意志，是老一辈石油人的意志。

　　党史笔记2021年摘抄内容二篇

　　1、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迪化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2、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共花去400元。事后有人举报他们公款吃喝，当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并没有因为杨勇、张震是老部下且事情不大而放宽要求。他严肃批评了这一做法，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出钱。”在旁人看来，黄克诚这种做法是撕破脸皮，不顾杨勇、张震和他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结下的深厚战斗情谊，其实不然。听说黄克诚要查这件事，杨勇当时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心生不快。但当黄克诚给杨勇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立马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不用查了，是我的主意，随后杨勇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上饭钱。并作了检讨，了结了此事。

　　3、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28日。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4、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

　　5、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6、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徐向前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徐向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门”。大儿子粟戎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国的南陲驻扎了4年。当这支部队调回内地的时候，恰逢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珍宝岛燃起战火，粟裕托“关系”走“后门”把粟戎生送到前线。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条件艰苦的海军舰艇上工作,因长期海上作业，寒生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马口维持会会长梁某自当上会长后，勾结日寇，助敌作恶，拒交抗日税费，傅玉和奉命带领十余名队员化妆为马帮，通过了日军两道岗哨，进入马口镇内，把梁某抓了起来。傅玉和并没有枪毙这个汉奸，而是向他宣传新四军政策，望其按规定上缴税款，随后将其释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实向新四军缴纳税款。此后，梁某还主动协助新四军购买药材等军需物资。还有一次，傅玉和带队前往商户家征收税款时，却被告知已经收过了，并有字据为证。抗日税款竟然有人敢冒领，傅玉和当即下令，“严查此事。”事情很快查个水落石出，原来是傅玉和的堂弟带人来收税款，立了假冒的字据，并私吞了税款。依据新四军的规定，私吞税款超过5块者当被枪毙，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块大洋。军法如山，傅玉和虽和堂弟感情很深，还是下令将其枪毙。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厦门某军视察，军、师领导准备开车陪同前往却被拦下。王建安一脸不悦地问：“你们来干什么?”领导们说：“给首长带带路。”王建安反问道：“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我就不去了。”说罢，领导们只好退下。

　　党史笔记2021年摘抄内容三篇

　　第一篇:党史经典故事·刘胡兰的故事

　　1946年的一个秋天，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

　　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

　　她悄悄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

　　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第二篇:党史经典故事

　　梁斌从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阳工作了五个年头，领受了四个第一。即第一任宣传部长，第一任襄阳日报社长，第一任党校校长，第一任团青委书记。在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亲手创办襄阳建国后第一张报纸《襄阳日报》等足迹，同时也为孕育《红旗谱》《翻身记事》等宏篇巨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梁老以其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为人们留下了以《红旗谱》为代表的数百万字的宝贵文化财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巨匠，一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资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却三辞官。梁斌第一次辞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他担任新武汉日报社社长。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辞官，为写他的长篇巨著《红旗谱》。随后，他调任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只做一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第二次辞官，是梁斌辞去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便专心创作他的《红旗谱》。第三次辞官，是梁斌找到中组部的领导要求辞去职务，那位领导准备安排他到天津去当副市长,又被他辞掉了。后来梁老终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名，从此专心地创作《红旗谱》。别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却主动要求越做越小。

　　第三篇:党史经典故事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重庆歌乐山渣滓洞，无数游客读到江姐狱中书信的时候，无不被共产党人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刘帅是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自2001年参加工作，15年来他每天都要为游客讲述在渣滓洞、白公馆里战斗的红岩革命者的事迹，包括人们熟悉的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做了讲解员后，我对江姐有了更丰满的认识，她不仅是一个女英雄，也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正因为如此，15年来，江姐的故事他讲了不下2万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仍止不住流泪。

　　1943年，因地下工作需要，江竹筠接受党的指派和彭咏梧假扮夫妻。在革命工作中，两人逐渐建立起深厚感情，于1945年结婚。

　　此后，江竹筠协助彭咏梧处理了大量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并以川东临时委员会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随丈夫一起奔赴川东武装斗争第一线。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江竹筠将出生不久的孩子送给亲戚抚养。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因为江竹筠负责过联络工作，掌握不少重庆地下党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被捕入狱后，她立即成为监狱特务重点拷问的对象。

　　随着刘帅的脚步，记者走进当年渣滓洞的刑讯室，老虎凳、烙铁、皮鞭各种刑具按照当时的模样摆放在地，令人骇然。刘帅指着一排排斑驳生锈的镣铐说，这些不是仿品，而是解放后从烈士遗体上取下的。江姐所遭受的,是一种叫做手刑的刑罚:5根筷子夹住手指，两面用绳子一拉，十指连心，令人痛不欲生。

　　当年从渣滓洞大屠杀中脱险的15名革命志士中，孙重、李泽海两位老人至今健在。今年清明节时，90岁高龄的孙重依然参加了祭扫烈士活动，这成为他半个多世纪以来雷打不动的一件最重要的事。

　　孙重说，渣滓洞的男女牢室不在一处，虽没有亲眼看见江姐受刑，但在放风的时候，他看到江姐走路一瘸一拐，并且手指红肿，像腌萝卜似的。狱友们都知道，江姐受了老虎凳、夹手指的酷刑。

　　房间很小，没有床，被褥直接铺在地上这就是当年关押江姐的女牢。重庆夏天潮热，冬天阴冷,很难想象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是怎样的煎熬。幸存的狱友回忆，江姐由于受刑重,为了忍受疼痛,她只有咬被子,被子的一角都被她咬破了，棉花漏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