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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君书原文及译文

　　1，善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纯纯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译文】圣人懂得治国要领，所以号召百姓把心思都放在务农上。

　　百姓专心务农，淳朴好管理，厚道容易役使，诚实可以让他们守城作战；百姓专心务农，会减少奸诈之事，而且重土难迁；百姓专心务农，国君可以用奖赏和惩罚的办法来鼓励他们上进；百姓专心务农，（闲时）还可以让他们对外作战。

　　百姓亲附国君并且死心塌地遵从国君，就是由于他们一天到晚从事农耕的缘故。如果百姓不服从役使，是因为他们发现空谈游说之人可以靠逢迎国君得到尊贵的地位、发现商人可以发财致富、发现手工业者也能养家糊口。

　　如果百姓发现这三种人的职业即轻松又赚钱，必会逃避农耕。逃避农耕，百姓就会轻易迁居。轻易迁居，就不会为国君守土作战。

　　凡治国之君都害怕百姓涣散没有凝聚力，所以圣人实行农战政策就是为了把百姓凝聚起来。

　　百姓专心农战一年，国家就能强大十年；百姓专心农战十年，国家就能强大一百年；百姓专心农战一百年，国家就能强大一千年，强大一千年就能称王于天下。

　　国君还要设定赏罚措施作为农战的辅助手段，因此，只有用常法教化百姓，治理国家才会有成效。

　　注解：

　　①纯纯：淳朴厚道。②信：真诚，诚信。③重居：安土重迁。

　　2，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译文】由于称王天下的国君掌握了统治百姓的要领，所以不等国君赏赐百姓，百姓就会亲附国君；不等国君封爵加禄，百姓就会从事农战；不等国君使用刑罚，百姓就会拼死效命。

　　当国危主忧之时，即使巧言善辩空谈之人成群，也对国家没有任何益处。

　　之所以国危主忧，是因为国家遇上了强大的敌国。当国君战胜不了强敌、攻破不了大国时，就要修整防御设施，占据有利地形，集中民力，来应对外来入侵，这样危险就可以解除，称王天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因此明君治理国家应专心农战，去除那些无用的东西，禁止百姓学习浮华的学问、从事不正当职业，让他们专心务农，这样国家就能富强，百姓的力量就可以凝聚了。

　　注解：

　　①从事：从事农战。②便地形：占据有利地形。③外事：外敌入侵。④事淫：从事不正当职业。

　　3，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怠；农者怠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译文】现在各国国君都担心自己的国家危急而军事力量薄弱，可是又都愿意听游说之士的空谈。

　　游说之人成群结队，烦琐空谈、巧言令色，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国君爱听他们的辩论，却不去深究这些言谈的实用价值，这就令游说之人非常得意，不管走到哪里都巧言诡辩，成群结队。

　　百姓看见这些人能取悦王公大臣，便都效仿他们。于是结成党羽，在国内议论纷纷，夸夸其谈。

　　普通百姓喜欢这么做，王公大臣也喜欢这样做。结果是务农的少了，游说的人多了。游说的人多了，务农的人便会懈怠，务农的人懈怠，田地就会荒芜。

　　效仿空谈成风，百姓就会放弃农耕而从事游说，高谈阔论。百姓放弃农耕，靠游说吃饭，并且凭花言巧语互争高下。这样下去，百姓就会远离国君，不臣服的人就会成群结队。这是贫国、弱兵的政教。

　　如果国家仅凭空谈任用人，百姓就会不喜欢农耕。因此只有明君才知道靠空谈是不能增强国力、开疆辟土的，只有圣人明白治理国家要靠专心农战，集中百姓的力量罢了。

　　注解：

　　①强：勉强。②烦：繁复。③辈辈：一批一批。④取：博取。⑤庸：任用。⑥畜：喜好。

　　商君书原文及译文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

　　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用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公孙鞅说："我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用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讲究崇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是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国君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公孙鞅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于是,孝公颁布了关于开垦荒地的命令。

　　商君书原文及译文

　　臣闻：古之明君错法而民无邪，举事而材自练，赏行而兵强。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举事而材自练者，功分明；功分明，则民尽力；民尽力，则材自练。行赏而兵强者，爵禄之谓也。爵禄者，兵之实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爵禄之所道，存亡之机也。夫削国亡主非无爵禄也，其所道过也。

　　三王五霸，其所道不过爵禄，而功相万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赏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民尽力以竞于功，则兵必强矣。

　　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同实而相并兼者，强弱之谓也；有地而君，或强或弱者，乱治之谓也。苟有道，里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财货可聚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任，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

　　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爵其实而荣显之。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

　　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禄行而国贫者，有法立而乱者。此三者，国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请谒而后功力，则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难而利禄可致也，则禄行而国贫矣。法无度数，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尽力以规其功，功立而富贵随之，无私德也，故教流成。

　　如此，则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强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忧不劳，而功可立也。

　　度数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离朱见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乌获举千钧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力。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谓也。

　　翻译

　　我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众就没有犯罪的邪恶行为；发动战争，就会造就干练的人才；实行赏罚，军队就会强大。这三个方面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众没有邪恶行为，这是因为国家的法度严明而民众认为对自己有利；进行战争能造就人才，这是因为功劳分明，民众就全心全意为国家出力；施行赏罚军队力量强大的原因是指爵禄俸禄而说的。爵位俸禄是军队用来奖赏的财物。因此，君主颁发赐予爵位俸禄，必须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国家就会一天天强大；遵循原则不公正，国家就会一天天削弱。所以发出爵位俸禄的原则公正还是不公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那些被削弱的国家，亡国的君主，并不是没有颁发爵位俸禄，这是因为他们颁发爵禄所用的方法是错误的。三王五霸，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不过是授予爵位、奖赏俸禄，可是他们所达到和功效与其他君主相比高一万倍，原因是他们奖赏爵禄的原则正确。因此，英明的君主使用他的臣子和民众时，重用他们，一定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功劳，奖赏他们一定要加在他们在功绩上。论功行赏原则明确，那么民众就会争着立功。治理国家能让民众争着立功，那军队就强大了。

　　本来是处在同等地位的人而一方使另一方成了奴隶，这是因为贫富不同；富裕程度相同的国家却相互兼并，这是因为国家强弱不同；因为拥有了土地而做了君主，可国家有的强大有的弱小，这是政治昏庸与政治清明不同。如果拥有道路与居报，有土地足可以安身，有才能的人和民众就能吸引过来；假如置身于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中，便可以聚集财富。战友有土地就不能说贫穷，拥有民众就不可以说自己弱。土地被正确使用就不愁没有财富；民众被正确役使，就不会惧怕强暴的敌人。君主的品德圣明，法令能执行，那么就能使民众所有的力量为自己所用。所以英明的君主能利用不是自己的东西，役使不属于自己的民众。

　　英明的君主所重视的，只是按照实际情况授予官爵，依据实情授予爵位，使他们感觉到荣耀显贵了。假如不荣耀，那么民众就不急于得到爵位；假如觉得不显贵那民众就不会追求爵位；爵位容易获得，那么民众就不认为君主赐给的爵位尊贵。颁发爵位，给予俸禄奖赏不遵循正常的门路，民众就不会拼死争夺爵位了。人天生就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爱好和厌恶的习性。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使用奖赏和刑罚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而设立民众想要的爵禄。民众用尽了力，那爵位也随着得到，建立了功绩，那奖赏也跟着得到了。君主假如能让他的民众相信这一点像想念明亮的太阳和月亮一样，那军队就会天下无敌了。

　　君主有爵位颁发，军队的实力反而弱，有俸禄发放，可国家依然贫穷，有的国家法度确立了，而社会政治还是乱了，这几种情况是国家的祸患。如果君主先看重宠臣的求情请托，而把有功劳的人放在后面，那爵禄颁发了，而军队就实力就削弱了。民众不拼死作战而利禄爵位就能得到，那俸禄发放了而国家却贫穷了。法令没有标准，而国家的事务一天天增多，结果是确立了而社会政治混乱了。所以英明的君主役使他的民众使他们一定用尽全力来谋求立功的事，功绩建立了，而富贵便随之而来，除此之外国家没有私下的奖赏，所以国家的政令就能够成功执行。像这样就会君主英明，臣子忠诚，政绩显著而军队强大。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根据民众为国家出力的情况加以任用，而不是根据私人恩德使用。因此，不担忧不劳累便将功绩建立了起来。

　　法度的标准确立了，法令才可以执行。因此君主不能不慎重地对待自己。离朱能在百步之外看清鸟兽身上细小的毛却不能将他的好眼力转给别人，乌获能举起上万斤的重物，却不能将大力气转给别人。圣人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禀性，也不能转给别人，但是功业却可以建立，这是因为凭借法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