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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党课讲稿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遵义会议是由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一、通道会议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召开会议。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

　　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黎平会议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定了信心。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的转折点。

　　三、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同志“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二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四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猴场会议被周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遵义会议

　　(一)智取遵义城

　　被迫开始历经磨难的征程之初，经过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坚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险棋，挥师进军贵州。在强渡乌江天险进入贵州地盘以后，中央红军面临休整的大问题。红军将领们将夺取遵义作为目标，因为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非常利于部队安扎和休整。

　　中央红军发起强渡乌江战斗后，贵州守敌惊恐万分。1935年1月3日，贵州守军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遵义负责乌江全线防务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经上了汽车，准备逃往重庆。他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侯之玺虽自知避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但依然寄希望于川军援兵，让他“绝处逢生”。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亲自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布置夺取遵义事宜。考虑到第四团在夺取乌江时吃了很多苦，决定将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第六团。1月5日晚间，红六团赶到了离遵义只有几十里的团溪镇。第二天拂晓时刻，刘伯承同志赶到了红六团指挥部，立即召集团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他要求红六团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要“多用点智慧”。

　　1月6日，刘伯承同志同红六团向遵义进发。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说，遵义附近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大约有一个营兵力。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指示，红六团第一营兵分两路，趁着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军团团包围，并于当日下午3时向敌军发起猛攻。激战不到一小时，就将这股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敌官兵死伤过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建议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刘伯承立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月6日晚9时，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第三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化装成敌军，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不成便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红军先遣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顺利抵达遵义城南门下。这时，城门紧关，敌军的哨兵在城墙上巡逻，悠闲自得。突然间，红军先遣部队故意制造了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呆了。过了一会，才气势汹汹地叫喊：“干什么的?”枪栓哗啦啦乱响。

　　“自己人!”城墙下，俘虏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共军包围了，寨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来了。共军还在追我们，请快点开门，救救我们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墙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继续询问。那俘虏毫不迟疑都回答上来了，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过了片刻，城楼上的哨兵射下几道手电光来，认为这些戴大盖帽的确是自己人，这才放下心来。

　　城门开了，曾宝堂营长率部队迅速冲了进去，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冲进遵义城。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

　　(二)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同志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五、“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会议之后，党的核心意识日渐培育、得到增强。

　　六、扎西会议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七、苟坝会议

　　扎西会议之后，我们还召开了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找到周恩来同志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同志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两个事件：一个是土城战役，一个是打鼓新场风波。

　　八、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一个高地，以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后来，土城战役调动了干部团参加战斗，朱德到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动员。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战役之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打鼓新场风波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1935年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提议，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红军撤离遵义、二渡赤水后，前敌指挥部根据敌情作出判断：敌周浑元纵队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之动态。3月9日，军委电令发出“关于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的部署。

　　3月10日1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朱德同志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该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张闻天决断不下，只好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马鬃岭山脚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里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第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民主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当夜，毛泽东同志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焦躁万分，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好，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同志：“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同志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所以，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还有两次战役(土城战役打得很惨烈，打鼓新场战役没有打成，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尊重)。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

第2篇: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党课讲稿

　　1921年7月，当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启航的时候，全国仅有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为什么能一直保持着旺盛的青春活力，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品质?其中一个重要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坚持自我革命。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推进事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历史。

　　1.无产阶级政党性质、中华民族自省革新精神、破解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错误面前，一个政党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成为检验一个政党品格的“试金石”。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坚持勇于自我革命?可以从理论动因、文化动因和实践动因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理论动因：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革命。列宁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而这种革命，不只是适用于革反动派的命，也适用于革自己的命，即自我革命。可以说，自我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与生俱来的品质和要求。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理论品格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品格和精神底色。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了，党能够勇于自我革命。因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具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文化动因：中华民族自省革新精神是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渊源。强烈的自省革新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汤在自己的洗澡用具上刻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箴言，提醒自己要像每天洗澡一样及时反省和不断进行革新。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更是众所周知。而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从这些故事和典籍中可以看出，自省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中华传统文化“审视其是非，辨识其善恶”的自省革新精神，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予以发扬光大，弘扬为自我革命的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在新时代，我们有必要将这种自省文化传统继承好并进行现代化转化。

　　实践动因：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要之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最为基本的实践品格。1938年7月26日，张闻天在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同学的讲演中就指出：“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而承认这个真理，就是一方面要善于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大禹、商汤善于自我批评，其王朝快速兴盛;而夏桀王和商纣王总是谴责别人，从来不做自我批评，其王朝迅速灭亡。在张闻天看来，一个政党要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就必须“一方面要善于批评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不讳疾忌医”。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因为我党一直居安思危，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才成为百年大党、世界大党，练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2.思想上高度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正确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

　　思想上高度重视自我革命。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就没有行为上的高度自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保持自我革命的高度自觉，就在于党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自我革命。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为古田会议起草了8个决议案，其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在阐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危害之后，又条分缕析地列出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指明了它的危害，给出了纠正的方法。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缩影，其关于从思想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对党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实践中根据不同问题进行自我革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任务、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来进行自我革命。延安整风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的土改整党运动，主要是为解决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土地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而进行的大规模整党运动。这场整党运动的主要方法是在党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内容是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三查”“三整”有效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问题，从而使得土地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大后方的基层政权得以巩固，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拥军支前的热情得以充分调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的“三反”运动，是针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而开展的，清除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党的干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一次重要实践，主要是针对党员干部队伍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而进行的自我革命，有效地改进了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自我革命的方法。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党的自我革命也是一样，要想实现自我革命的目标也需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在党的自我革命过程中，主要运用了以下方法：

　　方法之一：经常地进行党内集中教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通过党内集中教育的方法来进行自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1947年至1949年的土改整党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争先创优活动，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集中教育接续开展，成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重要举措和生动实践。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再到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在一次次集中“补钙”“加油”中，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

　　方法之二：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解决党内矛盾、净化党内生活的主要武器。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正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来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总结经验和教训。在新时代，我们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方法之三：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重视思想建设，是党的传统。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越是重视用理想信念强魂健魄，自我革命的骨头就越会硬起来。在百年历程中，我们党一直坚持要求全体党员坚定崇高而远大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解决好“总开关”问题。2018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时刻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比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就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它不是一次活动，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经常性教育的重要举措。在社会思潮日益多元的今天，我们必须用好思想建党这个法宝，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3.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髓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这使得我们党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概括说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其精髓要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修正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纵观党的百年历史，始终体现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修正偏离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这一要义。

　　坚持党的根本宗旨，纠正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错误行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根本宗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向人民负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兴旺起来，就在于党“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比如，2013年6月18日启动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集中解决党的干部队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等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同违背实事求是的现象作不妥协的斗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邓小平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超强的自我革命精神，就在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并在实践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靠着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充分显示了制度保障的强大力量;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敢于刀刃向内，向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和尖锐矛盾。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永远没有暂停键，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更加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一方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另一方面，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但是，我们党只要保持“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决心，继续推进自我革命，不断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文过饰非，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现象作斗争，就一定能够保证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第3篇: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党课讲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在一起，使脱贫地区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

　　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历经百年岁月风雨洗礼，百炼成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成熟而坚强有力的世界第一大党，并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成就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创造了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我们党之所以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性质及其独特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勇于自我革命的优势所决定的。百年来，这些独特优势始终引领和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向前发展。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站在百年征程新起点上，我们党必将保持并不断强化党的独特优势，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军!

　　1坚持理论强党，是我们党始终高举旗帜、坚定方向的重要法宝

　　政党的指导思想表现为体系化的信念与理论，它是凝聚全党共识、指引全党前进方向的旗帜。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科学理论指导是先进政党的鲜明特征，是其不断成长壮大的思想基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理论指导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我们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和最大思想优势。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定盘星”。一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遭遇了各种风风雨雨。风浪来袭之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到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在科学理论指引下，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之路。

　　新时代坚持和发挥党的理论优势，需要胸怀两个大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需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

　　2坚定革命理想，是我们党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较之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优势，在于拥有崇高和明确的理想信念，以及保障理想和目标实现的政治定力、责任担当和铁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是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最高理想和最高纲领的指引下，提出了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行动纲领和目标，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并以巨大的政治定力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将理想信念深深地写在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巨大政治优势不是凭空取得的，而是在长期奋斗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与以往中国其他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邓小平指出，“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从理想信念上建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党的百年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定理想信念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奋力前行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是我们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胜利的力量源泉。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准航向，更需要共产党人坚守精神家园，补足精神之钙，在更高的政治站位中充分发挥党的巨大政治优势，矢志拼搏奋斗。同时，要把严明纪律作为实现理想的重要保障，把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要位置，强化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为党的各项纪律的执行奠定坚实思想和政治基础。

　　3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和丢掉这个优势，否则党的一切工作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招致挫折和失败。”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成为领导核心，关键在于我们党坚持了群众路线，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与密切联系群众分不开的。

　　建党初期，我们党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党政组织和党员干部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为群众修桥、筑路、打井、办教育，充分依靠群众开展工作，给群众带来了切实利益。抗战时期，党在领导军民抗日的同时，实行减租减息，扶助农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减轻人民负担。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在解放区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继续注重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持走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整治“四风”入手，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直面和解决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必须继续保持优良作风，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建立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

　　4坚持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化组织力量，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组织保障

　　党的组织优势集中体现在我们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严密的组织体系以及高素质、敢担当、做表率的庞大党员干部群体。

　　正确的组织路线是发挥组织优势的根本保证。百年来，党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历史进程中，不断深化对党的组织路线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一条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相适应的组织路线。党的组织路线不是静态的，而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科学体系。毛泽东作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重要论断。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即“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些论断凝聚着我们党对不同时代命题的深刻把握、对不同阶段任务的深邃思考。百年来的实践表明，党的组织路线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遵循，为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证。

　　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重视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独特组织优势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不断优化组织结构，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动员力和执行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经过一百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为拥有9191.4万名党员，3200多个地方党委，14.5万个党组、工委，468.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强有力的严密组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

　　高素质、敢担当、做表率的庞大干部和党员群体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独特组织优势的力量所在。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就提出五湖四海、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等要求，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团团伙伙、任人唯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培养选拔使用干部方面不断探索，相关制度日益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特别强调干部要忠诚干净担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高素质、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要始终注重把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德才兼备的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5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制度事关根本，关乎长远。我们党的制度优势集中体现在民主集中制以及党的制度体系上。充分发挥党的制度优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不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和增强党的创造活力，从制度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最大制度优势，是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关键所在。作为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是正确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强调全党服从中央，并把它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规定。1927年6月中共五大党章开始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指导原则”。党的七大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写入党章，并强调“四个服从”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点，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着力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的各项具体制度，逐步恢复、实现党的制度的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发挥党的制度优势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力图通过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及党员的行为。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申，“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适应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的发展，我们党科学谋划、统筹布局，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逐步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为主干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6勇于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是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的根本秘诀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百年来，党勇于推进自我革命，确保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导力量。

　　百年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坚持不懈地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特别是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勇于自我纠错，制定正确路线，使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走到今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及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新方针，为中国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和作风上自我革命净化党的队伍，实现了全党思想和政治上的团结统一，提升了党的战斗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继续推进自我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消除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夺取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新时代在全党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当前，正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所有这些，都是着眼长远，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打扫政治灰尘，激发全党革命精神和斗志。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继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以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加强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第4篇: 庆祝建党100周年党史党课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
　　大家下午好!
　　根据党支部工作安排，今天下午，围绕X月份主题，我就“知党史 跟党走 尽党责”三个方面跟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进行汇报材料，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之进入到XXX系统时间较短，不当之处，还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多多包涵。
　　几乎每个人都听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话，却少有人知道下一句“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法国著名学者纳德·兰塞姆提出了一个兰塞姆定律，“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人生有了“如果”我们就会重新审视初心，呵护初心，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一、知党史
　　知党史，简单说就是要从学习党史中感悟初心使命。
　　我们出生在中国，就要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看清这个国家的未来。这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其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很多人都没做好。我们受了很多年的教育，但是教育我们的人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份工作。因为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教育中失去了对历史的兴趣和对选择的敏感。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注重从党的历史和经验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是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考验，没有参与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大多数人没有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也没有经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洗礼，对党的历史认识理解不深不透，对党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曲折缺乏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对我们年轻的同志而言，历史全是细节，历史全是故事，历史充满悬念，历史不可信任。这个国家的过去其实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我们自己不学党史，不读党章。我们没有经历过艰苦岁月，也就不能凭空建立起对党的感情和深情。
　　所以，对我们在座的年轻同志而言，更加迫切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党的整个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国共产党建立99年了，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可以从中更深刻感悟党的初心和使命。
　　1921年前的中国正处在风雨如磐、长夜难明的黑暗年代，列强侵略、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在那个时候，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能够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
　　她为了把人民大众从这种灾难深重、水深火热的旧中国中解脱出来，用了28年的不懈奋斗和无数先烈的前赴后继，先后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和解放战争(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4个阶段，这几个时期几乎年年在打仗，也称夺取政权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其间经历了从大革命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的兴起、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两次大的历史性转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据中国档案馆记载，从1921年到1949年，短短28年，就有300多万共产党员为国捐躯。
　　建国后，我们党还是操碎了心，当时的中国刚刚获得解放，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积贫积弱的困难局面，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党还是较好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铺开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的成长需要交学费，我们从幼儿园到读完大学，需要交19年的学费，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也不例外，当时经历了“10年浩劫”，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交了10年的学费，10年的学费让我们党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所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依靠和带领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这期间，我们党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金融危机等国际风波的影响，经受住了98洪水、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多种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恢复了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从第1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到神舟载人航天、蛟龙深海下潜，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到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成功的跨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或其他什么党能取得胜利?还是要回到我们党的性质上来，我们党的是什么样的党，现行党章中有明确规范的表述。其实70多年前《解放日报》社论的一段话讲的就很具体、很生动。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闭幕后，6月14日，党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的社论，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民，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员如果依照教条或狭隘经验，站在人民头上，强迫人民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进行解放斗争，那怕这种主观愿望、这种动机是为人民的，结果是办不通的，人民是不要这种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学生与勤务员，虚心向人民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站在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坚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人民就非要这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可，因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终是为了“天下大同”，实现共产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举旗定向、谋篇布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我国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全方位、开创性成就为中国奠定了实现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深层次、根本性变革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自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因此，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今天的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幸福安康、综合国力全面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不断开拓进取、与时俱进，领导中国科学发展的党;是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的党。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富裕。
　　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材料的第一个方面。
　　二、跟党走
　　如何跟党走?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
　　在这部分，我分享几个历史故事，跟大家进行汇报材料。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子贡问孔子，我们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要有强大的军队、足够的粮食、人民对国家的信仰。”子贡又问：“如果3个中要去掉1个呢?”孔子说：“去兵吧!人总要吃饭吧。”子贡又问：“如果在剩下的2个中还要去掉1个呢?”孔子非常认真地说：“去食。”接着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则不立。”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兵，没有粮食，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失去信仰之后的崩溃和涣散。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因为他们信仰缺失。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一)党的一大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始的，我们走的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1年7月23日—31日，13名知识分子来到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一天由于暗探的干扰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出席大会的13位代表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选举出以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个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当时很多人不看好，包括出席会议的代表们也不一定完全理解这个会议的重要意义。我们党重要的发起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错过了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从当时的条件下，他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陈独秀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正在筹一笔钱，人一走，这笔钱就可能没了，所以不能到上海去。李大钊因为北洋军阀政府财务困难，停发了北京8所高校的教职员工薪资，这8所高校成立了联合委员会，他是重要负责人，要去追讨工资，不能参加会议。
　　中共一大13名代表，其中最年轻的是应城市的刘仁静，当时年仅19岁，北京大学大学生。1983年接受采访时，81岁的刘仁静老老实实、实实在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
　　共产党的成立何等的重要!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当年有谁在意?一大开完，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13位一大代表最后人生的结局也大相径庭：
　　有三个成了汉奸，完全走到了党和人民的反面，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陈公博、周佛海脱党后成为了汪精卫政权的高官、汉奸;1927年包惠僧脱党，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中将;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87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潜江人，一大就在他哥哥的住所召开)脱党，这两个人因为不满陈独秀的霸道作风与陈独秀发生矛盾而退党，建国后又申请入党;
　　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4个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3个代表中，7个人出了问题，4个人牺牲了，最后只剩2个人依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我们这个党能从中国政治舞台边缘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源自一个一大最不起眼的政治代表，毛泽东，居功至伟。
　　这些脱党的、被开除党籍的、甚至成为叛徒的人无论从智商、学历、出身、影响力等方面来看，都不见得会比毛泽东差，其中张国焘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只是一个负责会议记录的书记员。但张国焘最后在国民党军统当了特务，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和国民党特务联系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假如历史是可知的，作为中共的发起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亲手成立的党28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会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吗?他们竟然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们能不糊涂吗?所以初心最重要，理想信念更重要，总书记说：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放弃了正确的理想信念，也就丧失了做共产党员的资格，也就不能走到我们中间来!树立初心不容易，坚守初心更不容易，同一个起点，截然不同的归宿!真是英雄辈出，大浪淘沙!
　　(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
　　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9日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共有委员、候补委员10名。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残酷斗争年代，干革命就是拿命在干。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páo)安，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他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当过国民党中央党委和代理组织部长，属于“高官”，蒋介石几次派人劝说，他将蒋介石写的劝降信撕碎，蒋介石打电话到监狱，他一听到就摔掉电话，最后也被秘密杀害。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委员，有8人先后牺牲，无一变节，无一叛变，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对党忠诚”的誓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怀念!
　　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样描述：“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起见，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并首次将“政治纪律”概念引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自1927年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党内监督机构先后出现过监察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等名称变化，党内监督机构具体职责也随着党面临的形势任务而调整、充实、完善，但竖起监督执纪旗帜、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个初心初衷一脉相承、始终不渝。
　　2019年第11期《求是》杂志署名“钟纪轩”的文章指出，“纪检监察机关从成立之日起，初心初衷就是加强党风监督、保证党的先进纯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作为XXX干部，我们一定要牢记这段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并将XXX机关的初心使命刻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三)长征故事
　　我们回顾中央红军的整个长征，出发的时候有86000多人，沿途还扩招很多人，总的说起来也有十几万人，到了延安才剩下个零头——6000多人，这是什么概念?不足5%，95%以上的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尸体留在长征路上了。
　　长征中，贺龙部队里担任师长的贺炳炎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半个身子被鲜血染红。他挺到了战斗结束，因为流血过多而昏迷。在一个小村子的打麦场上，卫生员抬了个大凳子，用绳子把贺炳炎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药都没有，医生硬是踩着他的身体，用锯木头的锯子给他截了肢。在场的贺龙从凳子底下一摊脓血里扒拉出来一些东西。后来做战斗动员时，贺龙从怀里掏出手绢打开说，“同志们，这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这样的事在长征路上不胜枚举，每一个故事都可能让你潸然泪下，让你燃起熊熊火焰。
　　罗瑞卿将军感叹道，“整个长征路上，平均一公里牺牲两名战士。”红军就靠着这么一点点人打下了江山，建立了新中国。我们常常说红军精神。红军在一年多的时间，走25000里长征，靠什么支撑?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可以找到答案，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问父亲，“长征路您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却用了三个铿锵简明的汉字“跟着走”!语言简洁精辟，一语中的。但简洁明确的语言，却传达着耐人寻味的深邃思想。“跟着走”，跟谁走?怎么走?一个“跟”字，明确了方向;一个“走”字，坚定了信念，这恰恰是小平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跟谁走?是张国焘的“跟我走”，还是邓小平坚持的“跟着走”?说到底是信仰的选择问题。
　　所以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
　　弹指挥间，当年上海石库门里燃起的星星之火已在中华大地上掀起燎原之势，南湖上的一叶扁舟已经成为巍巍巨轮;曾经只是中国300个政治团体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而党员人数，由58人变为了9100多万人。
　　风物犹在，换了人间。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探寻我们党的精神密码，再次聆听和思索历史的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是信仰如磐、精神永志、初心不改;是以思想拓路，与人民奋斗，善自我革命。南湖革命纪念馆熠熠生辉的党徽之下，新时代的领路人字字千钧，“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材料的第二个方面。
　　三、尽党责
　　就是要用心用情尽职尽责的做好党安排的每一项工作。
　　俗话说，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党员干部看谁?看XXX干部。XXX干部是党的纪律部队，应时时讲党性、处处重品行、方方面面作表率，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我还记得，还是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一首首颂扬党的红歌，传遍大江南北，响彻祖国大地，共产党的故事感动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出生在和平年代，是在党的阳光雨露沐浴中成长，改革开放，国富民强令我们尽享太平盛世的福祉，然而也有风云变幻，各种自然灾难突如其来，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的身影，从建党至今，每次民族灾难来临之时，冲在最前面的总是共产党员，他们用肩膀为我们扛起了重担困苦，用身躯为我们挡风遮雨。在突如其来灾难面前，比如汶川地震、非典、新冠疫情，是党发出号召，有一份希望就要尽100倍的努力，军队的专业搜救，举国之力抗击非典抗击疫情，特殊党费缴纳，充分显示了我们党超强的凝聚力，党心就是民心。
　　在过去的5年中，常常见到的一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会直接出现在平民百姓中间，引起一片欢呼和手机镜头咔嚓声。在北京街头的中式快餐店，他端着盘子，排队买饭，和百姓一起用餐;春节来临，他自办年货，回到插过队的农村看望老乡;他淋着雨同工人交谈，到农民家看谷仓、床铺、灶房、猪圈;他记挂老人，去敬老院不忘查看每日食谱;他关心学生，告诉他们“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地震灾区考察时，他走进帐篷了解安置居民生活，夜深了就在简陋的活动板房中住宿。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话语。可见，我们党是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把人民群众当做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一家人，党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党的荣辱和我们的荣辱，从来都是紧密相关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党的兴衰，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责任。
　　责任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要知道自己这个岗位、这个环节，在整体工作中所处的位置和应发挥的作用，自觉的做好分内之事，优质高效的完成各项任务。我们要怎样建设一支XXX铁军，我的体会是，打铁的人，首先应当是铁打的人。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你不种地，但你有吃有喝;你不织布，但你衣着华丽;你不造车，但你以车代步;你不盖楼，但你家居安泰;你不是神仙，但许多人尊重你;你没有才华，但你仍然能够参与社会;你相貌平平，但你的爱人喜欢你;你能力一般，但你的儿女崇拜你。
　　这是为什么呢?你是依靠什么去和他们进行交换?你是依靠什么获得你需要的生活物品?你是依靠什么赢得社会的尊重?答案就是单位。这段话出自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一篇题为《善待你所在的单位》的文章。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个人的分工或许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在通过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在工作中创造自身价值。可见，工作单位是我们和社会之间和他人之间进行交换的桥梁和纽带，工作不仅仅是我们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手段，同时也是一个展示自己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更是自己美好家庭、和谐人际关系的后院。
　　那如何尽党责呢?
　　首先要辨是非。有空气就有细菌，我们不是生活在“无菌”的真空中，每天都在经受着各种观念的渗透和影响，每天都在承受着社会变革、利益调整带来的思想震撼和冲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人们一时的思想迷惑，造谣惑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来搞乱人们的思想，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坚决相信党，相信组织。
　　其次要知荣辱。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换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可见，我们的党是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把人民群众当做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一家人，党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党的荣辱和我们的荣辱，从来都是紧密相关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党的兴衰，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有责任。
　　其三要重践行。我们和党是一家人，我们和党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我们应当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维护党的形象，在有人污蔑、诋毁和损害我们党的形象的时候，应当感到痛心和愤慨，能够挺身而出、严厉制止。我们要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党，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责。
　　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材料的第三个方面。
　　清代有个文人县长叫做袁枚，他写过一首名叫《苔》的小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过去，这首诗很少有人知道，号称“孤独了三百年”。前两年，因为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的推送，这首冷门诗歌一下子刷爆了朋友圈。正如这首诗里所说的，或许今天我们在座还是一枚小小的苔花，但置身于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有XXX工作这个宽广的大舞台，只要我们足够坚定、足够努力，就一定会像牡丹一样，灿烂地绽放，展现自己的风采。
　　今天的汇报材料耽搁了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宝贵的时间，不当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我将认真学习改正，下去后我一定用学习的态度琢磨工作，用吃苦的精神投入工作，用创新的意识扛起工作，用低调的姿态慎待工作，不辜负各位领导对我的关心关爱。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