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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的个性精神和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

　　打开中华民族的历史，赫然在目的是两个字：“忧患”，有的来自自然界，也有的来自社会群体和个人。众所皆知，在近代历史中，中华民族被所有世界列强所欺凌，但他没有被任何一个侵略者征服、消灭，相反，他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之路。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身有一种生机，有一种永不衰竭的活力，可称之为民族精神，而忧患意识恰恰就是民族精神在思想理论上的一种结晶和表现。

　　2010年清明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清明·感恩与社会和谐”，这便于学者从更加宽阔的历史背景发掘祭黄帝陵的感恩意蕴，进一步探讨中华文化基本理念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清明”传统节日被称为“民族感恩节”，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实质就是不忘中华民族的忧患历史和民族奋斗史。如果离开“民族忧患”，就无法理解“民族感恩”的深刻内容;同样，离开民族的和谐理想，也就难以认清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将“忧患”与“和谐”联系起来思考，是有必要的。

　　孔子的“忧”与“乐”

　　如果要对人的道德情操进行分类，用中华文化中的两个理念“忧”与“乐”来表述，最为恰当。忧乐观实际是价值观。作为中华古代优秀文化代表的孔子，多次讲述自己的“忧”与“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作为“君子”，不注意自己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照道义的原则去行事，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孔子目睹春秋末期社会现实情况而产生的忧虑。孔子有“忧”也有“乐”，比如他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他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坚持追求道德和学业上的进步，实在是一位贤明的君子呵!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可以看到，孔子区别“忧”与“乐”，其标准是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状态，这在中华文化中简称为“尚德”精神。

　　如果认为孔子的忧患意识只从人的道德品质着眼，那就不够了。他同时关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在《论语·季氏》中有详细的记载。当时鲁国公室衰微，在鲁国掌管实权的是所谓“三桓”(鲁庄公弟庆父、叔孙氏、季孙氏三家)。“颛臾”附属于鲁国，主东蒙山祭祀，季孙氏企图讨伐颛臾。面对这种形势，孔子讲了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哲学，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东汉经学家包咸《论语章句》、南宋思想家朱熹《论语集注》中认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上下和同”、“小大安宁”、“上下相安”。归总一句话，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经济实力是否充实，人力资源是否充沛，而在于对这些财物的占有和处理是否合理，能否使社会安宁有序;他强调人的作用大于物的因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对于执政者来说，要求他们端正、公正。后来，中国古代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大都是沿着孔子的这个思路去看社会问题的。

　　忧患意识源于中华文化中的变易之学

　　“忧患”一词出于《易传·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的作者认为《易经》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忧患之作。《易·明夷卦·彖传》举例说，殷纣王时期，天下无道，当时周文王被囚，蒙受大难，但是文王内存阳刚之德，外用柔顺之道，终于化险为夷。

　　战国末期，学者们研究《易经》，将研究心得写成《易传》一书，共分十篇，其中《系辞》着重论述《易经》的理论要义，也研究事物变易的内在根源，认为阴阳、刚柔、动静、吉凶、祸福、存亡等对立方面的相推相摩，引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变化，用“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八个字来说明：人们认识事物变化之奇妙，赞之为“盛德”。洞察此，君子们才能够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易传·系辞下》)。由此可以看出，《易传·系辞》的忧患意识是从事物变易之理推断而出的，体现了中华古代文化中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形态。总之，中华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绵延不断的'辩证思维，使中华民族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总是考虑到正反两面，并且能够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

　　忧患意识的演变与发展

　　忧患意识历代相传。唐代政治家魏征将“忧患”解为人的精神状态，据《新唐书·魏征传》载，他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治国理政者能够不忘国家的危险因素，从而采取预防的措施，社会有望趋向安全;能够考虑明白混乱的原因，社会才能逐渐太平;能够思考清楚灭亡的原因，社会就能变得稳固。在魏征的论述中，包含有忧患意识与社会和谐这二者互相依存的某种要点。如果没有忧患意识，也就看不到社会矛盾，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妥善方法，营造不了社会和谐。因此，对于治国理政者来说，即或是在非常顺利和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刻，仍然要谦虚谨慎，牢记“自强不息”这个中华文化的古训。

　　这里要提到大家熟知的《贞观政要》一书，该书为唐代史家吴兢所著。他生活在武则天至玄宗时期，看到当时社会繁荣的景象，也觉察到社会中存在着的某些危机;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并不完全是歌功颂德之作，还含有忧患意识以及对于社会矛盾的关注，后人从中可以得到启示。

　　关于忧患意识，人们经常将北宋时期政治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文作为代表，要人们去诵读，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是很有见地的。范仲淹有丰富的政治和实践经验，他的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里提出了问题：政治家们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信念?范仲淹的回答是：在朝廷做官，要情系黎民百姓;不在庙堂之上，仍然要有对于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和幸福的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范仲淹把我国古代的忧患意识提升到忧国、忧民的高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述忧患意识在明、清时期又有发展。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忧患情怀表现在他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上，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企图为政治革新找到一条新路。到了清代后期，人们的忧患意识又表现为民族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潮，有了崭新的内容。

　　我们今天强调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由于它渊源于中华古代优秀文化，因此，介绍古代忧患意识的若干内容，会有助于人们对于忧患意识的理解。不过，也要看到，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不是我国古代忧患意识的翻版，而体现在为民族复兴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伟大目标上。

　　回答的个性精神和忧患意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一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困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二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西方主流的国家理论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论，强调国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具有自然权利、自立自足的个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任务即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国家”则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对抗外来侵略的组织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历史文化在共同体凝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国家观念，以土地、人民、法制、主权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提出了近代“国家”观念，号召通过启民智、新民德、兴民权，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国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忧患意识引领家国情怀中的批判意识与建设思路的聚合。中国传统观念固守小农生产方式，忽视技术创新，拒斥社会变革，在近代以来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阻碍因素。处在追赶型现代化的中国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关系时会产生独特的矛盾与焦虑。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来批判家族制度对个性解放、个体发展的束缚，通过批判传统来实现价值重构。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在探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贞元六书”中强调，在机器生产的冲击下，传统家庭解体，社会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人们爱国的方式即从忠君转变为尽己之力为社会作贡献，应建设新型伦理义务模式。用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丰富自己，使中国社会成为充分发展、有着完整意义的现代文明，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家国情怀的理性表达。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作者：张倩，系华南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青年项目“传统家国情怀的价值内涵及其近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7CKS052］阶段性研究成果）

　　回答的个性精神和忧患意识

　　何谓忧患意识?它不是易安居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儿女情长;它不是李后主“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之叹;它更不是西楚霸王“虞姬虞姬奈若何”的末路悲歌。

　　它是汨罗江畔“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几滴清泪;它是华清宫外“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一份清醒;它更是菜市口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满腔热血。

　　忧并非简单的忧愁，它更多的是一种因为心怀天下而发自肺腑的悲悯。患也并非简单的担心，它更多的是一份因为欲济苍生而奋斗不息的责任。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为民请命的仁人，从来就不缺少为国殉难的志士。翻开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那些永垂史册，熠熠闪光的人物，哪一个不是心怀天下，欲济苍生?说一句不过头的话，中华民族能够历尽千辛，屡遭磨难，而始终能够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原因，不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前仆后继，九死不悔的志士仁人吗?

　　正是有了这份忧患意识，为大风所破的茅草屋永远矗立在了浣花溪畔，其坚固程度远远超过了咸阳城外那座金碧辉煌的阿房宫。风雨无情，它可以摧毁小小的茅草屋，但它却无法扫去杜甫在世人心中的高大形象。“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不仅仅是一个潦倒文人的自我安慰，它早已跨越了时空，成为读书人不懈的精神追求。

　　正是有了这份忧患意识，少年周恩来发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时代呐喊。声音不大，却足以震醒昏睡了近百年的中国。睡狮的觉醒，不正是因了这一辈心忧天下，欲济苍生的革命家的不息奋斗吗?

　　也许你会说，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份情怀。我们国富民强，既无内忧，也无外患，何必整天忧心忡忡，杞人忧天呢?错也!其实，忧患意识从来就不是一句只用来空喊的口号，它从来就不曾离我们远去。它并不是远方的高峰，可望而不可即，它只是我们脚下的路，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走;它并不是夜空中的孤星，无声地燃烧无息地隐去，它只是我们伸出的双手，拥抱别人而温暖自己。

　　忧患意识，不是怯懦者的叹息，而是坚定者的呐喊;忧患意识，不是自私者的蝇营狗苟，而是无私者的勇于奉献;忧患意识，更不是空虚者聊以自慰的精神稻草，而是践行者奋力追求的彼岸明灯。

　　其实，只要我们做好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努力学习，勇于超越，同样也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心忧天下，欲济苍生!

　　多一点忧患意识吧，让我们的双眼从此不再迷茫。

　　多一点忧患意识吧，让我们的生命从此插上理想的翅膀。

　　面对被殴打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围观者却无动于衷，这多么令人悲哀和痛心!但接着就有人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中华民族真的到了如此地步了吗?我认为显然没有。

　　诚然，对此等恶劣之事，人们表现出无比的愤怒与痛惜，我完全可以理解。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在众人的冷眼下夭折，可悲啊!这些看客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感，绝对应受到强烈谴责。

　　然而，如果由此就得出结论，说整个民族正在“缺德”，未免太冲动片面。固然“小悦悦事件”依然刻骨铭心，“扶不扶”的讨论依然不绝于耳，但那些麻木的旁观者究竟只是个例，他们的缺德怎能代表我们全体的国民呢?如果真的可以代表，那么今天中国的“和谐社会”从何说起?“缺德事件”过后社会和媒体的舆论轰炸又从何而来?显而易见，中国人是有道德感的，“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情绪化的人们以偏概全的产物。

　　况且，传承几千年的中华美德，岂能被几件个案抹杀?中华美德不仅镌刻于龟甲兽骨上，记录于石碑典籍中，更流淌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当代中国，挺身而出捍卫道德的人不在少数。隐于市井的退伍老兵吕保民，勇敢地制止歹徒伤害市民，在英勇搏斗中，他身中二十多刀，其他民众也没有沉默，勇敢地将暴徒制服，以吕保民为代表的中国人展现出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匡扶正义的勇者情怀，彰显了崇高的道德感，哪有什么“最缺德”的民族，只有一些缺乏文化自信的小市民。

　　其实，最缺德的，应该是在这场关于道德讨论中别有用心的人。这些人，利用一些极端事件，煽风点火。他们崇洋媚外，将外国人描绘成一个个“圣人”，把外国描绘成失落已久的“伊甸园”，似乎“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这种数典忘祖的行为恰恰暴露出他们的孱弱，暴露出他们的“缺德”!

　　这起惨剧带给我们的思考，不应是“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而应是舆论的声音不断增强，道德感在群众中越来越普遍和强烈，还应是清醒地认识到提升社会道德任重而道远。我们只有理性认识，全面分析，增强文化自信，才能认清事实，紧握舆论的铁拳，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公德。

　　用一句“缺德”来痛骂围观者，看似观点鲜明、舒心解气，事实上这只是那些隐藏在屏幕后面的“键盘侠”的孱弱行为，既不能安抚亡者，也无益于此类事件的解决。因此，我们缺的不仅仅是“德”，而是冷静客观的思维能力，是完善的社会制度。

　　愿逝者安息，愿中华民族的明天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