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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史小故事及感悟

　　60年代初，总军械部建制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他们先是为他选择了一处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里环境相当幽静，王树声看后感到也满意。但当他了解情况后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几年以后，他们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只因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而空着时，又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后，他们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先很满意，可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不要因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

　　党史小故事及感悟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

　　的翻译范承祚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

　　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说的“有事”，就敢忙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的身边，都想一睹周的风采。而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

　　遗憾的是，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党史小故事及感悟

　　农忙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

　　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

　　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

　　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

　　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

　　二、有轿车不做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

　　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1983年6月，杨辛克同志向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延安坐车还是骑马而引发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

　　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

　　三、毛主席对毛岸英“约法三章”“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毛主席对自己儿子的“约法三章”。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常常都是因子女而引发的，如果他们也用毛泽东的这个“约法三章”，党内又何来因子女而产生的腐败呢?田志芳，四川广安人。

　　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建国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如今回想起，1983年12月他跟我说的延安时期毛主席对儿了毛岸英严格要求的故事，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再一次油然而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

　　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

　　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

　　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

　　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

　　“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

　　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

　　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

　　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

　　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

　　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四、董存瑞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

　　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

　　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

　　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

　　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