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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是否有效，取决于党课讲稿是否把握了目标受众的不同特点和地域特点。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的文章10篇 ,欢迎品鉴！

第一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为什么说红军长征是“3＋1”的长征？

　　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些年来了解和研究长征的人多了，不时遇到这样的提问：为什么不以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作准备的1934年7月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进作为红军长征的历史起点？这是因为那两支部队尽管是数千人的运动，但毕竟还属于小规模，前者主要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后者带有探路性质。它们无疑是长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年10月的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一是队伍达八万六千余人，是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二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机关随军运动，影响巨大。因此，以1934年10月作为红军长征历史起点的标志是无可非议的。

　　●为什么也可以说“长征是六万五千里”？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的是讲二万五千里。这里讲的是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全面了。

　　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因此，除了继续肯定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两万五千里外，还应当广泛宣传整个红军长征的里程为六万五千里，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样比较完整。

　　●为什么说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一个动态过程？

　　红军长征，最初叫“战略转移”、“西征”、“远征”。使用“长征”一词，最早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的2月下旬，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发布的《告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红军长征目的地，据我初步统计，仅中央红军言，先后有8个设想：（1）在瑞金出发时是到湘西洪江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2）黎平会议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3）遵义会议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4）会理会议决定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5）两河口会议决定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6）毛儿盖会议进一步明确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7）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8）在哈达铺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随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为什么不能把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混在一起？

　　过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将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同作出战略转移的决策混在一起，不加区别。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应区别开来。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失败，从主观方面说，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前者说白了，是死路，不仅国民党军重兵包围，而且苏区内的人、财、物等资源基本耗尽，再也难以支撑一场需要大量兵员和物资的战争。进行战略转移，从理论上说是活路，只要指导思想正确，保存革命力量就能再图发展。这就是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因此，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红军遭致严重失败，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危急关头作出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决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对前者要否定，对后者要肯定。不能因为否定前者，就不作分析地认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

　　这些年开展红色旅游，一些地方争着打“长征出发地”牌，对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愈趋激烈。我在考察红军长征路后，形成了“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概念，即各路红军长征都有自己的出发地，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也不止一个。比如，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长征出发地，带有标志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讲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多元性，并不等于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都是长征出发地。其定位标准，就中央红军而言，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上述所列，还只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出发地。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长征还有各自的出发地，如红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苍溪，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罗山等。因此，红军长征出发地不只有唯一的一个，而是多元的。

　　●如何深入理解长征的基本内涵？

　　红军长征的内涵很丰富，它不简单地是突围、转战、打仗等，应包括三个方面的严峻斗争：

　　第一个方面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中央红军以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红四方面军以嘉陵江战役、名山百丈关战役和甘南的“岷（县）、临（潭）、舟（曲）战役”最为激烈。红二方面军的战斗以在云贵高原转战乌蒙山的大迂回作战和在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最为著名。红二十五军以在河南方城独树镇和甘肃泾川王母宫塬的血战最为艰险。

　　第二个方面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搏击中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有尖锐斗争。这个方面包括两个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系列会议上：一是与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最为关键；二是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两河口会议开始，直到俄界会议，由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直接斗争；二是在红军总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在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上，由以朱德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进行的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尖锐斗争。

　　第三个方面是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生死博弈。红一方面军以翻越四川宝兴夹金山，红四方面军以翻越四川丹巴至道孚的党岭山，红二方面军以翻越从云南中甸至四川乡城的系列雪山，牺牲的指战员为最多。过草地是长征途中遭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三个方面军都经过了“水草地狱”，牺牲者更多。这三方面的斗争和博弈，构成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

第二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2021年度从“党史”中再识长征党课讲稿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一、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二、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三、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四、怎样认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两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03年我开始了“党史”，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第三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执政党，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发展历程

　　 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诞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共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

　　 1922年，中共二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二大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中共三大：大革命洪流中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

　　 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形成了新三民主义，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中共四大

　　 1925年四大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中共五大

　　 1927年五大召开，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中共六大：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

　　 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4年，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1935年长征过程中，遵义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也开始进行全国性抗战。

　　 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0年，百团大战由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

　　 1941年根据地经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激烈的争论，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名《双十协定》。

　　 1945年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七大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大会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共八大：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1948年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56年八大召开，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八大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中共九大

　　 1969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共十大

　　 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号召发扬民主，加强团结，集思广益，共同努力，开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中共十一大

　　 1974 年，中国赶走南越侵略军，收复西沙群岛。

　　 1975 年的全面整顿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进行。

　　 1977年，党的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初步成果，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为动员全党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共十二大：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

　　 1982年十二大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共十三大：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87年十三大召开，十三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中共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共十六大：与时俱进的大会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这次大会是我们党新世纪乘胜前进，规划制定新世纪中国发展重大战略的会议，也是与时俱进，为指导思想增添理论新成果的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实现了我们党承前启后，完成整体性新老交替的任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中共十七大：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大会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党的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中共十八大：继往开来，影响深远

　　 2021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大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制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回答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政策立场。

　　 中共十九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2021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承担着谋划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第四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2021，一个非凡的历史节点，一个火红的特殊年份。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社会主义大潮和中华民族复兴大潮的相互激荡中诞生;100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立志于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光荣辉煌的100年，也是艰苦卓绝的100年;是奠基立业的100年，也是开辟未来的100年。在100年的接续奋斗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历史，铸就了伟大精神，形成了宝贵经验，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
　　注重学习党史，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凝聚前进力量，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历史研究和学习工作。2021年，既是我们党庆祝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鉴往可以知来。来一场党史大学习，知向何处，则不惑于方向;明所从来，则不竭于动力。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党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学深悟透，用好百年党史形成的巨大精神财富和制胜法宝，以此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学史明理，强化理论武装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关于党的理论探索史，我们要记住两次飞跃、两大理论成果，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第一次飞跃取得的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取得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科学发展观、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了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我们就能将历史风云如何变幻看得更清楚，历史规律如何作用想得更明白，历史大势如何发展悟得更透彻。
　　初心使党永葆政治本色，使命使党永具前进动力。这一初心和使命一直体现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中，体现在党勇于牺牲、前赴后继的不懈奋斗之中，体现在党百折不回、愈挫愈勇的坚强意志之中，体现在全党上下敢于迎难而上、敢于坚决斗争的担当精神之中，体现在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之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坚持的党性修养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党就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无法实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广大党员必须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发展历程，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学史增信，坚定理想信念
　　党员干部要通过学习党史，全面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深刻体会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在细学、细品、细悟中，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古往今来，治国理政者都将学史作为必修课，从升平之世的经验、衰乱之世的教训中，寻找真理和规律。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历史思维，增强历史担当，党员干部的爱党爱国之心就会更加醇厚、深切，党和人民事业就会行稳致远。我们党最鲜亮的底色是不变的初心、崇高的使命，最深厚的伟力是笃定的信仰、创新的理论，最卓绝的探索是开辟的道路、复兴的基业，最光辉的形象是无我的奋斗、严实的作风，最根本的保证是坚强的核心、全党的凝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回顾和重温党的光辉历史，不但可以让我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伟大成就，也可以让我们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充满必胜信念。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百年来，从一盘散沙到大国崛起，从满目疮痍到美丽家园，从积贫积弱到全面小康，这些为人叹服的“中国速度”“中国模式”向世界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同志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这种信仰，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执着，是对“可爱的中国”的深情呼唤，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无怨无悔。
　　学习党史，是一场唤醒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磨砺。每一个温暖人心的感人故事，每一段充满艰辛的奋斗历程，都在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学习党史，就要努力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信赖，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以党史坚定信仰，以党史砥砺初心，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让真理武装我们的头脑，让真理指引我们的理想，让真理坚定我们的信仰;要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学史崇德，赓续精神血脉
　　党员干部要充分学习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充分挖掘他们身上所闪耀的高贵品质，充分传承他们的伟大奋斗精神，让红色传统、红色基因、红色血脉不断铸就新时代属于我们的忠诚之魂、赤子之心和高贵品德。
　　百年岁月峥嵘，百年奠基立业。一部百年党史，是我们党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创造辉煌的奋斗史，是我们党坚守初心、求真务实、逐梦前行的创业史，也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重塑、自我超越的成长壮大史。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由各个时期的革命烈士、英雄人物、先进模范身上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所构成，这是百年党史的红色传统、红色基因。学习党史，不仅要了解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更要增强学史崇德、赓续荣光、接续奋斗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中国共产党人所立之德，集中体现为对党绝对忠诚、坚决听党指挥，坚定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信念，忠实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成为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坚强保证，成为焕发党的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坚实根基。
　　学习党史，须在立德固本上下功夫，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
　　学习党史，须在修德正身上下功夫，深入开展道德品行、法治思维教育、反腐倡廉教育，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自觉把加强党性和品德修养作为终身课题，通过总结党史经验教训，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正心明道、防微杜渐、保持本色。
　　学习党史，须在守德致远上下功夫，自觉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品格，坚持法纪红线不可逾越、道德底线不可触碰，做到明是非、识良莠、辨美丑、分善恶、晓荣辱、知行止，慎独慎微、严于律己，以俭养德、廉洁齐家，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使自己无论面对任何考验，都能挺直精神脊梁，交出不负党和人民的合格答卷。
　　学史力行，做到知行合一
　　我们党凭借智慧和实干逐渐崛起，也必定以智慧和实干赢得未来。党员干部要不断汲取党史中蕴含的丰富攻坚智慧，深刻总结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宝贵经验，并灵活运用于新时代新征程的各项工作中，以知行合一不断开新局、立新功。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防止学习活动表面化、形式化，党员干部只有真学真用，才能出真效、开新局。真学就是要学透、学深，真正让党史学习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真用就是要牢记总书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嘱托，在为人民服务上下真功，主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赢得人民信任和拥护。
　　知其史方能激其志，激其志方能尽其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牢牢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
　　学好党史，就要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不断在实践中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切实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学好党史，就要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贯穿始终，在强化党性修养和人民立场中展现共产党人的时代风貌。学好党史，就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学思践悟中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第五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走走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怎样认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两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03年我开始了“走走党史”，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第六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3＋1”的长征

　　     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的长征，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长征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系列）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

　　“长征是六万五千里”

　　     关于红军长征的里程，过去比较多的是讲二万五千里。这里讲的是中央红军走的长征路。现在既然明确了整个红军的长征是“3＋1”的长征，那么仅仅讲二万五千里就不全面了。据军史资料统计，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1个月，转战8省，行程两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时19个月，转战6省，有的三过雪山草地，行程1万多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将上述四支红军的长征路，历经14个省的里程加在一起，长征的实际总里程为6.5万多里。

　　路线和目的地是动态的

　　    红军长征到陕北，这不是预先设定的。进行战略转移，开始并没有打算走很远。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是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红军长征目的地，据我初步统计，仅中央红军言，先后有8个设想。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随后，中共中央将“红都”设在瓦窑堡，陕北成为中国革命大本营。

　　出发地是多元的

　　     各路红军长征都有自己的出发地，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也不止一个。其定位标准，就中央红军而言，大体以1934年10月7日中革军委下达撤离战斗前线到集结地的情况来确定。各部队接到命令时所撤离的那个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

第七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经典词句，有关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有关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走走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书讲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怎样认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两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03年我开始了走走，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第八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行程共计6.5万多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多年来，长征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热点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素材，关于长征的亲历回忆、口述日记、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征无疑成为了一种世界级学问。作为党史研究工作者，我从2003年初开始“走走党史”，断断续续地用了10年时间对红军长征的主要路线和发生的重要事件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这里，我根据亲历亲知的实际考察，谈谈对长征的认识。

　　怎样认识红军长征的基本概念

　　关于红军长征，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红军主体的长征”。它是指到达陕北的4支部队的长征，即红一(中央红军)、二(最初称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再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主体长征开始的时间，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算起;结束以三大主力红军(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1月并入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为标志。这个“3+1”的红军长征，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4个省(四川省分出重庆市，按现在地域说为15个省市)，进行了600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40座高山险峰，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沿途自然环境之恶劣，敌我兵力较量之悬殊，在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

　　红军长征全过程应包括长征序曲、红军主体的长征和长征尾声，即将“3+1”的长征向前和往后延伸。向前延伸：1934年7月红七军团(在方志敏的部队加入后合编为红十军团，他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该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皖赣地区，这支先遣队就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军，为中央红军长征作战略准备。随后，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前往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探路。这两支先于主力红军的长征，是长征的序曲。往后延伸：就是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的远征。因为红军西渡黄河这一重大决策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后作出的，其主要任务是进行宁夏战役。组建为西路军的两万多名将士都是参加过红军主体长征的，既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原属中央红军的第五军，还有红四方面军总部。这样，西路军远征河西就是红军长征的继续，是红军主体长征主脉延伸的一段支脉，即红军长征的尾声。

　　如果把红军主体的长征看作长征大剧的“主戏”，那么这场包括序曲、主戏、尾声在内的红军长征，就是一部完整的震天撼地、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

　　怎样认识遵义会议与其前后一些会议的关系

　　在“走走党史”的实地考察中，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长征的基本内涵：红军长征既突破了反动派军队的围堵，又克服了党内错误指导思想遭致的困难，还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落脚西北的战略大转移，由此实现了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最为重要和著名的是遵义会议，它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具有伟大转折的历史地位。但实现这个历史转折有个过程。就遵义会议前而言，最早的通道会议实现了战术“转兵”，在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主张，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始基础。黎平会议改变原来去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策，实现了战略“转兵”，并通过决议指出在适当时候开会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问题。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猴场会议驳斥了博古、李德，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从而增加了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的可能性。遵义会议前的这几次会议，为实现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

　　遵义会议实现党的历史伟大转折是势所必至。博古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与会者绝大多数不满。张闻天代表他本人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批评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尖锐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周恩来讲话承担了领导责任。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在长征危急关头，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统治。

　　遵义会议后的几次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成果。一是“鸡鸣三省”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并没有撤换博古;对毛泽东也没有作具体分工。这次会议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一把手，还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二是扎西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决定电告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传达贯彻。这就将遵义会议决议昭告到全军。三是苟坝会议。经过毛泽东力争，不打固守打鼓新场之敌，否定了之前通过的决议，避免了红军可能遭致的重大损失。根据毛泽东提议成立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毛泽东虽然在军内不是一把手，但“团长”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实际上他是“总设计师”。

　　当然，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旗帜。因为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此前的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此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怎样认识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的贡献和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是以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标志的。对于红四方面军进行的长征和作出的贡献，过去的党史书讲得很少。我在2004年7月对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根据地及其随后的长征作了考察之后深深感到：张国焘的错误对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无疑有很大影响，但不能因此就淡化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贡献。

　　根据我的考察和研究，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贡献和作用至少体现在：其一，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红四方面军在1932年底开辟的川陕苏区，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并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中央红军的长征，在遵义会议前几乎陷入绝境。为尽快改变这个局面，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电告红四方面军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其二，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支援作用。其三，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其四，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播种机”作用。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包括后来南下到一些地区，仍然宣传党的政策，坚持地方群众工作。

　　怎样认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两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初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这时，国民党对于红军的会合加强了“围剿”部署。为打破“围剿”，从11月20日到26日，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敌1个师又1个团，击毙敌109师师长等1000余人，俘敌5300多人。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

　　2003年我开始了“走走党史”，到陕北作现场考察后感到，当时的“奠基礼”实际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当时，国民党军正在实施“围剿”，而在中央红军到陕北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认为陕北党内有严重的“右倾取消主义”和“右派”活动，不顾前线紧张的军事形势，开展“肃反”运动;并派人到前方和陕甘边逮捕干部，甚至将已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的刘志丹也关押起来。红二十六军的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区以上干部，还有一些从国统区过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余人惨遭杀害。刘志丹等60余人被施以重刑，昼夜审讯。这样大规模的捕杀，使陕北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吴起镇获悉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经过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五人领导小组对案卷材料的审核和广泛调查，认为强加于刘志丹等的罪名不能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所有人员全部被释放、平反和恢复工作。中央纠正这一严重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因此，可将其视为“政治奠基礼”。

第九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同学们：

　　一位小女孩天真地问父亲：“红军爷爷长征时为什么不喝健力宝，为什么不吃巧克力呢?”对于他们，长征已成为一个老外婆的传奇故事。然而随着岁月流逝，长征精神以越来越深刻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人们到长征路上去追寻，去思考。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西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历时两年整，行程两万五千里，途经十四个省，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为将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原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还有一次过草地，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地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于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连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美味，喝着鲜奶，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8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作为当代的热血青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远大理想，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追寻火红的太阳!

第十篇: 党课党史讲稿：从走走党史中再识长征

　　同志们：
　　按照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关要求，今天由我为大家上一堂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大家都是知道今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佳节时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要求，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回顾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奋斗历程，发扬光荣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加强自身建设。按照中央要求，我们及时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在回顾和重温党的光辉历史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下面，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我围绕“为什么”“学什么”“怎么学”三个方面和大家交流学习党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借鉴。
　　一、“为什么”要学习党史，也就是开展党史教育的重要性。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一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必然要求。学习党史我们就会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九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从客观现实来看，全面了解党所走过的奋斗历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至关重要。二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利于以史为鉴、更好前进。认真学习党史，厘清历史脉络，认清历史事实，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能够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是经历革命、建设、改革长期考验，在异常复杂环境中团结带领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党。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就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只有深读深悟党史，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才能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地牢记初心使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永远在路上。三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利于认真践行、不负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无论顺利还是曲折，我们党始终在奋斗中克服艰难曲折，靠奋斗创造未来;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也在不懈奋斗中坚守着初心和使命。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要从党史中激发责任之心，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为民族之大我承担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要从党史中激发担当之心，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立足新征程新使命，接好时代的“接力棒”，走好当代人的长征路。要从党史中激发为民之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二、学习党史“学什么”，也就是开展党史教育的主要内容。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是要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翻阅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历史，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拼搏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奋斗史。从嘉兴南湖承载革命火种的小船，到劈波斩浪领航复兴伟业的“中国号”巨轮，中国共产党谱写了执政14亿人口大国的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教科书。作为党员干部，就应自觉把学习党史作为“必修课”，在学习党史、借鉴党史中汲取成长营养、获取奋进力量，不断坚定理想信念，恪守为民初心，担当时代重任。二是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属性和本质特征，是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保证。要在学好党史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在党的历史上，政治方向、政治路线一旦出现问题，形势就会变得复杂，局势也会随之艰难，党的前途命运则可能出现危险局面。历史经验和现实面临的任务告诉我们，全党上下只有绷紧政治意识这根弦，自觉站稳政治立场，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政治高度看问题、办事情，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政治判断力，才能真正做到服从大局、围绕核心、自觉看齐。要在学好党史中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重温党和人民共同走过的光辉历程，坚定崇高的精神信仰，获取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汲取革命前辈的智慧，练就“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是我们学习党史的落脚点。我们要在党史学习中坚定信仰、获得力量、汲取智慧，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在学好党史中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攻坚克难，一路成长，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党。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具备崇高信仰、严明纪律、自我牺牲精神、敢于且善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持续前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十四五”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这需要全党站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前行。三是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经过一段时期的教育治理，作风有明显好转，但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说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作出艰苦努力。这要求我们通过学习党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思想上彻底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四是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净化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早在1932年的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政府就专门设置了检举木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不懈“打虎”“拍蝇”“猎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成效显著。在新形势下，我们党员干部应把党史作为最好的营养剂，努力修好党史这门必修课。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经常揽镜自照、每日三省。要严在第一次，常存“白袍点墨”之戒，在从政伊始，就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严在关键处，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基因薪火相传。要严在细微处，常怀“堤溃蚁穴”之思，树牢进步靠组织、温暖靠家庭、消费靠工资的意识，从一包烟、一瓶酒、一盒茶做起，管好自己的手，做到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三、学习党史 “怎么学”，也就是开展党史教育的方法。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为我们揭示了党史教育的方法。一是要真学、笃学。“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多学习党史，学好党史、学深党史，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出发、走向哪里。只有理解和回答好这些问题，在真学、笃学党史中寻根守魂，才能真正补足精神之钙，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上行稳致远。二是要学深、学新。学习党史，贵在学新、难在走心。我们党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不断成长奋进的党。这一过程，党的理论、党的历程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需要经常学、反复学、比较学，掌握新知识、学出新气象。要从党史学习中吸取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不断推陈出新，对标新要求，掌握新方法，走好新道路。要从经常学习中常学、常思、常省，对标初心使命，查一查、捋一捋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不断改造提升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合格党员。通过在党史学习中丰厚知识、提升能力，厚植人民至上情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三是要学常、学实。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面对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开启新局面，就要把党史作为“必修课”学在日常、学在实处，始终做到实实在在学、结合实际学，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切实把红色基因浸入骨髓、融入灵魂，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真学真用、真知真行中汲取宝贵经验，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提高成事的真本领，积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好“六保”任务，以劈波斩浪的勇气、迎难而上的锐气、向难而行的胆气，不辱使命担当，不负伟大梦想，书写新时代新征程壮美华章。
　　同志们，学史者不愚，知史者不慌，用史者不乱。百年党史，既是固根涵源的营养液、揽镜自照的清醒剂，更是鉴往知来的航标灯。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阔步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赢得一切挑战，抓住一切机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开好局、起好步。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